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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洪承畴在辽东稳定局势后，为安抚人心、推行王化，奏请朝廷批准，在辽东都司所在地尝试恢复了因战乱中断多年的院试和乡试。
吴守仁与常永安便是凭借其掌握的汉文知识，通过了这些考试，取得了举人功名，从而获得了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
这场开科取士，是洪承畴经略辽东、推行“以文绥远”策略的重要一环，意在向新附之民示以怀柔，表明朝廷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的态度。
办法虽然有些老套，但却十分有用！
然而，当最终中举的名单呈送到洪承畴案头时，连他自己也感到几分意外。
他虽有意广纳人才，却也没料到竟真会有女真人能够脱颖而出，而且一次就是两人！此事可谓前所未有。
尽管大明朝廷中并不乏其他民族出身的官员，如万历朝抗倭援朝的名将麻贵，又如当下镇守宣府的著名女总兵秦良玉，再比如满贵。
但这些多为军功晋升或因土司制度而来，通过正规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科，步入大明官僚体系的少数民族士子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女真人情况尤为特殊。
朝廷上下，从皇帝到普通士大夫，对女真人的观感与其他少数民族截然不同，只因双方积怨太深，辽东战事绵延数十年，血仇难解。
尤其是那些秉持“华夷之辨”、“严夷夏之防”传统观念的清流官员，他们大概率会坚决反对允许女真人参加科举，认为这是引狼入室，恐其窥探中原虚实，甚至混入权力核心，贻害无穷。
但洪承畴久历封疆，深谙权变与治理之道，他对此事的考量，则更为务实和长远：
首先从稳定新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辽东新复，百废待兴，人心浮动。
若对归化女真采取纯粹排斥、防范的政策，无疑会加深隔阂，激化矛盾，与战后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目标背道而驰。
反倒是允许其中仰慕华风、愿守明制者通过科举晋身，正可示之以宽大，诱使其归心。
其次朝廷一直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用夏变夷”的传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明朝对边疆民族一贯推行同化政策，并非一味排斥。
因此洪承畴认为，关键在于设定明确的“归化”标准。
对于像吴守仁、常永安这样的女真士子，必须要求其表现出彻底汉化的决心和事实。
比如改用汉姓汉名，这是最外在、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转变标志，意味着与旧有部族身份的切割。
其次习读儒家经典，必须精通四书五经，接受并认同汉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伦理体系，这是文化认同的核心。
遵守明朝衣冠、礼仪、律法：在服饰、发式（虽处于过渡期）、行为举止上完全遵从大明规制，生活方式上彻底“汉化”。
再者就是有可靠的担保和纳入户籍，需有当地官员或士绅担保其身份清白、归化诚意，并将其编入大明的里甲户籍系统，接受官府管理。
但很明显，能考中举人，他们都已经达到了这些要求。
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曾颁布诏令，言道：
“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我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
蒙古人和色目人既然已经居住在我们的土地上，那么他们就是我们的子民。
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个民族，都应该一视同仁地提拔和使用。
这体现了王朝鼎盛时期的一种包容性同化思想，只要愿意接受王化，成为“赤子”，便可量才录用。
综上所述，洪承畴觉得让这两个女真举人去京城参加科举似乎并无问题。
然而，洪承畴心中这番关于“以夏变夷”、“一体擢用”的思量终究只是他作为封疆大吏基于地方治理现实的一厢情愿。
他深知，此事关乎朝廷体统与士林清议，绝非他一人可以决断。
因此，在辽东乡试放榜、确认吴守仁与常永安中举之后的第一时间，洪承畴便不敢怠慢，亲笔草拟了一份措辞严谨、理由充分的奏疏。
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二人的归化情况以及自己的处理建议详细陈明，用八百里加急星夜驰送京城。
他希望朝廷能尽快给出明确指示，以便妥善安排这两名特殊举子的后续事宜。
不巧的是，这份加急奏报抵达京师之时，正值朱慈烺亲赴汉中督师，并不在京中。
按照惯例，此类涉及科举和边疆民族事务的重要公文，便直接递送到了处理日常政务的中枢——文渊阁内阁值房。
当值的中书舍人将这份贴着“辽东督师府八百里加急”标签的奏疏呈送到内阁首辅薛国观的案头时，薛国观刚刚批阅完一份关于漕运疏浚的题本。
他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展开洪承畴的奏疏细读。
起初，看到洪承畴汇报辽东乡试顺利举行，为新附之地选拔了一批人才时，薛国观还微微颔首，觉得洪承畴办事稳妥。
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到中举名单末尾。
看到“吴守仁（原女真名五十七）”、“常永安（原女真名萨炳阿）”这两个名字，以及后面紧跟着的“女真户”标注和洪承畴关于其“已改汉姓汉名，习读儒经，遵汉俗，请准其入京会试”的请示时。
薛国观花白的眉毛顿时紧紧锁在了一起，持疏的手也微微一顿。
“这......这洪承畴真是给老夫出了个难题啊！”
薛国观放下奏疏，长长吐出一口浊气，脸上写满了凝重与为难。
此事他也不好决断，因此便和其他几位核心内阁成员共同商议了起来。
几位大明帝国的顶尖文臣传阅着洪承畴的奏疏，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极其复杂和尴尬的神情。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竟无人率先开口。
最终还是性子较为耿直的范景文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奏疏，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的愕然：
“这.....女真人中举？还要来参加我会试？洪承畴他怎敢如此！这岂不是岂不是乱了祖宗法度，混淆了华夷之辨？”
他连连摇头，花白的胡须都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张志发相对沉稳些，但眉头也拧成了一个疙瘩，沉吟道：
“洪督师在奏疏中陈述的理由，倒也并非全无道理，辽东新复，人心未附，若对仰慕王化者拒之门外，恐寒了归顺者之心，于稳定大局确有不妥。”
“只是......此事太过骇人听闻，一旦公开，朝野上下，尤其是那些御史言官，还不知要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薛国观靠在太师椅上，指尖轻轻敲击着光滑的紫檀木桌面，发出规律的“笃笃”声，随后缓缓开口道：
“诸位，事已至此，我等现在要议的，不是洪承畴该不该这么做，而是朝廷该如何应对。”
“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无非两条路。”
他伸出两根手指：
“其一，断然否决，以‘夷狄之辈，不可窥我中国之典章’为由，不承认此次辽东乡试中这两名女真人的举人资格，明文驳斥洪承畴所请，勒令其不得入京，更不得参与会试。”
“此举，可保全朝廷体面，堵住清流之口。”
“其二，则是.....有限度的接纳，依洪承畴所请，认可其举人身份，准其入京参加会试。”
“毕竟太祖皇帝曾有明训，‘既居我土，即我赤子’，若有才能，亦可擢用。”
薛国观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话锋一转，指出了两条路各自的弊端：
“不过第一条路看似干脆，却后患不小，辽东初定，百废待兴，朝廷正需示以宽大，收服人心，若因区区两名举子之事，让新附之民觉得朝廷仍视其为异类，毫无容纳之量，恐怕会激化矛盾。”
“甚至逼得一些人再生异心，若再闹出叛乱，朝廷此前在辽东的心血恐将付诸东流，朝廷亦将再次陷入被动。”
他叹了口气，继续道：
“而这第二条路，风险同样巨大，允许女真人踏入科举正途，乃至将来有可能步入朝堂，且不说他们是否真心归化，是否会暗中影响朝廷对辽东、对建奴的决策，单是士林清议这一关，就极难过去。”
“多少科道言官、翰林清流，秉持‘严夷夏之大防’的信念，视此类事为洪水猛兽。”
“一旦准许，弹劾的奏章怕是会如雪片般飞来，指责内阁‘开门揖盗’、‘败坏纲常’的声音必将不绝于耳。”
“届时，你我几人，恐将千夫所指。”
接下来的几天，这间小小的议事厅成了激烈辩论的战场。
几位阁臣和尚书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范景文等人坚持认为，夷夏之防乃根本大义，不可因一时之利而动摇国本，强烈主张驳回。
而另一些阁臣则从现实政治角度出发，认为辽东稳定压倒一切，不宜在此时节外生枝，倾向于有限度的接纳，但需加以严格限制和考察。
薛国观作为首辅，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鲜少表态。
他反复权衡着利弊，深知无论做何选择，都难免招致非议。
不过他更清楚朱慈烺虽不在京，但其对辽东的重视程度以及行事风格往往出人意表，然而此事毕竟涉及科举制度和华夷观念这两个极其敏感的核心问题，他不敢擅自揣测太子的态度，更不愿将这等难题推给远在汉中的太子。
争论持续了数日，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眼看科举的时间越来越近，最终在又一次僵持不下的商议中，薛国观深吸一口气，用力一拍桌面，沉声道：
“诸位，不必再争了！”
众人顿时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投向首辅。
薛国观站起身，环视一圈，语气坚决地说道：
“此事老夫思之再三，以为当以大局为重，准洪承畴所请！”
他见有人欲要反驳，抬手制止，继续阐述理由：
“其一，此二人既已改汉姓、习汉文、遵汉俗，洪承畴亦核查其家世背景，确系归化之民，非与建奴同流合污者。”
“太祖‘赤子’之训，正适用于此。”
“其二，辽东新附，宜抚不宜激，若因二人之故，使朝廷失信于新附之民，因小失大，殊为不智。”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薛国观顿了顿，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近乎于无奈的笑容：
“诸位莫非忘了？会试乃天下英才汇聚之所，竞争之激烈，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二人即便来了，以其出身背景、学识根基，想要在数千名饱学汉人举子中脱颖而出，考中进士，其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
“既如此，我等何必为此等几乎不可能发生之事，而徒然担上一个阻碍王化、逼反新民的恶名？”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准其参考，既显我天朝上国之包容气度，又可绝大多数人之口。”
“毕竟他们考不中，一切争议自然烟消云散，若万一.....万一真有惊世之才，那亦是天子圣明，教化之功，于国于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薛国观这番分析，尤其是最后一点，带着几分老吏断狱般的现实与狡黠，让在座的其他阁臣陷入了沉思。
仔细一想，确实如此。
允许参考，并不意味着就能考中。
会试这一关，就是一道天然的、极难逾越的屏障，如此一来，既照顾了辽东的实际情况，又避免了即刻的舆论风暴，可谓两全之策。
几人相互交换了眼色，虽心中仍有芥蒂，但见首辅态度坚决，且理由确实难以驳斥，最终也都默然点头，算是勉强同意了薛国观的决策。
于是，内阁很快拟定了批复意见，以较为含糊的“准其依制参加会试，着有司详加核查其归化情状”等措辞，下发至礼部及洪承畴处。
此事在内阁层面，便算是尘埃落定了。
然而，无论是薛国观还是其他阁臣，都下意识地没有将此事作为特别重要的急务，专门向远在汉中的朱慈烺汇报。
在他们看来，这终究是科举事务中的一个特殊个案，处理原则已定，且大概率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属于内阁职权范围内可以处置的“小事”，不必劳烦太子为此分心。
甚至可能潜意识里，他们也希望此事能悄无声息地过去，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争论。
因此，当朱慈烺后来结束汉中之事返回京城时，也无人特意向他提及此事，导致朱慈烺对这两名特殊考生的存在竟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