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写在后面的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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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国西域为镜：武侠叙事中的文学地理重建与世界性抵达（一）
    一、缘起：从个人际遇到一片江湖
    本人作为从湖南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土家族青年，穿越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新疆大地上寻找并实践着自己的生命价值。
    记得当初来新疆工作时，我从毛泽东故居、王震故居、左宗棠墓地分别捧起的三捧泥土，背起这三捧土，化为自身行动的力量，在天山脚下默默工作5年多，秉持着“不为功名利禄困，与苦难抗争”的朴素信念；
    2024年下半年，我主动请缨前往南疆。当别人问我，为何放着省会乌鲁木齐的工作不要，要去南疆“没苦硬吃”？我就轻飘飘答了一句：八千里路云和月都走过来了，还害怕去南疆？
    说实在的话，这是我的心里话。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片段，更是一幅关于梦想、坚守、认同与奔赴的时代画卷。我从不敢说自己是为了“奉献”，因为我觉得“奉献”两个字有点沉重，目前的我，是背负不起的。但确实是为了心中的梦想而去奔赴的。
    正是这种人生轨迹与际遇，成为了我构思西域历史武侠小说的最初触动。当初，我常在自己买来的笔记本扉页中写到这样一句话：“直上天山八千里，我不为过客；闯入昆仑九脉中，君亦是书生”，要的就是告诉自己，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来到了新疆工作，没有什么伟大的初衷，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为了挖掘文学的富矿，这个小小的个人想法，从来未跟人提及。
    因为，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书生。
    突然某一天，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现：虽然不伟大的初衷，但这不正是武侠精神的现代表达吗？那种“担人所不敢担、为人所不能为”的勇气，还是一直在我的骨子里的；那种将个人命运与更宏大叙事相连接的情怀，也一直在我的心中叫喊；那种在辽阔边疆寻找自我实现的追求，与武侠传统中的侠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共鸣。
    而新疆——这片自己选择付诸青春的土地——恰恰又是中国武侠想象中极具魅力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符号。
    猛然间，在脑海中仔细想了想，好像在中国文学史上，专门以西域为主要故事发生地的武侠似乎没有什么人写过？
    于是，一个问题自然浮现：在这个全球流动加速、文化混杂日益明显的时代，我们能否通过“武侠”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叙事形式，重新书写西域？能否在刀光剑影、江湖恩怨的表层之下，探讨更为深刻的地方性经验与普遍性命题？
    我的写作尝试，便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应。
    二、地方性写作的当代意义：为何是“西域”？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这绝非偶然现象。正如《南方文坛》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所指出的，地方性写作的涌起“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历史性变革的深度与广度，是文学自身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激流中对文化根脉、地域风格以及生活丰富性的不懈探寻与深度呈现”。
    在标准化、同质化日益明显的文化生产中，地方性写作代表着一种“温柔抵抗与执着突围”，它试图在普遍性经验中找到那个独特的“陌异点”，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联系性。
    正如陕北黄土高原的苍茫塑造了路遥的《平凡世界》，湘西的灵秀滋长了沈从文的《边城》。还有，陈忠实《白鹿原》中对民族命运的思考，阿来《尘埃落定》让世人认识到嘉绒土司康巴文化的精神厚度，毕飞宇的《推拿》重塑了南京的城市人文温度，金宇澄的《繁花》让上海石库门文化获得当代传承。还有，莫言的高密文学世界，王跃文的“漫水”文学世界，刘亮程的新疆村庄文学世界，等等。
    而我，选择“西域”作为我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地理背景和文化场域，正是基于对地方性写作这一当代意义的深刻体认。西域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层叠着多重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和生命经验的复杂场域。这里是汉唐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佛教东传的中转站，是多种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这一点上，正是我要着重要写的。文明的互鉴从来不间断，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从来不间断，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期盼从来不间断。
    这里，有天山雪莲的坚韧，有沙漠驼铃的悠远，有绿洲生命的顽强；这里见证过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悲壮，见证过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奉献，也正在见证着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曾讲到，在我的理解中，优秀的地方性写作者“不再将‘地方’视为封闭自足的地理空间和生活空间，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理解中国、反思现代性的基本方法”。到我这里，我的西域武侠小说的创作，正是试图通过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学想象，“透视国家与民族宏大叙事的微观基础，描绘具有普遍性的时代议题在具体时空中的具象形态与内在纹理”。
    在我看来，当笔下的侠客行走在西域的沙漠绿洲、雪山草原之间时，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文化碰撞、身份认同、家园建构等时代议题的文学投射。
    三、超越景观化：从“情感地理”到“文化地理”
    当前，一些地方性写作容易陷入的误区，是将“地方”简化为奇观化的风景陈列或民俗展演。
    正如复旦大学栾梅健教授所提醒的，需警惕将文学简单等同于民俗学的复刻，“倘若过分倚重这些外在的地方符号，将其视为凸显地方性的唯一路径，便极易陷入视野的局限”。西域固然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天山的雪莲、喀什的古城，但我的武侠小说创作绝不满足于对这些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表层描绘。
    真正的地方性写作，应当实现从“情感地理”向“文化地理”的叙事拓展。自我从湖南带到新疆的三捧泥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存在，而是凝聚着湖湘文化精神、湖湘子弟担当、以及个人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
    同样，在我的武侠构想中，新疆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应当成为文化意义的载体。昆仑山不仅是自然山脉，更是精神高度的象征；沙漠不仅是地理环境，更是生命韧性的隐喻；绿洲不仅是生存空间，更是文明希望的所在。
    这种文化地理的建构，需要作家具备“双重视野”——既深入地方肌理，又超越地方局限。正如辽宁师范大学张学昕教授所言，“地域性也有可能成为惯性叙述的囚笼，所以，作家需要在写作中由地方性抵达世界性，实现对地方性的超越”。在这方面，我的西域历史武侠小说创作，正是试图在深入挖掘西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建立起与更广阔时空的对话关系。
    小说中的侠客可能来自中原、来自江南、来自草原，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在西域相遇、碰撞、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在地方性中探索普遍性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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