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章停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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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进入到十二月，东北双方都打累了，战线趋于稳定，战线僵持在盖州、大石桥、海城、鞍山、本溪、抚顺、四平一带，几乎是依靠千山做防守。
    中日双方大战两个多月，最终是日军夺取黑吉两省加半个辽宁结束，但是东北的核心工业区却丢了。
    两个多月的大战，中国军队伤亡接近五万，日军伤亡不下三万，虽然双方互有攻守，但是最后决战时，日军防守的场景更多，导致他们的伤亡小。
    但这次大型会战，让顾长柏察觉到了中国军队战地医疗的落后。
    东北战场上，中日两军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士兵素质上，更隐藏在枪炮声背后那条看不见的战线，战地医疗。
    这是一场体系对体系的代差，日军已经建成了一套完整的近代化分级救治体系，而中国军队整体上仍处于半近代化甚至原始救护状态，这种差距直接写在了双方的伤亡数字上。
    日军的战地医疗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从火线到后方，每一级都有固定的编制和明确的救治范围。
    每个步兵中队配四名卫生员，每个大队配三名军医与卫生班，负责火线止血、包扎和骨折固定。
    联队设卫生队与担架排，负责伤口清创和抗感染处理。
    师团直辖一个卫生队和四个野战医院，配备了手术室、X光机、输血设备，可以开展开腹、截肢、颅脑等大手术。
    重伤员从这里再转运至军或方面军辖下的陆军医院和兵站医院进行术后康复。
    整个后送链条配合汽车、骡马和野战铁道，伤员从火线送到师团野战医院平均不超过十二个小时。
    反观中国军队，哪怕是中央军的精锐，也仅在师级设一个编制约百人的卫生队，没有合格军医，团级仅配两三名卫生员，营连级完全没有固定卫生编制。
    普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的情况更加惨淡，多数师只有三五名“军医”，团级根本没有卫生编制，营连就更不用提了。
    大量所谓“军医”实际上是中医或江湖郎中，从未接受过野战外科训练。后送体系完全不存在，没有专业担架部队，只能靠临时强征的民夫抬运，调度混乱且道路极易遭到破坏，重伤员往往要撑上三五天才能送到后方医院，一半人死在了转运途中。
    人员配置的差距更是触目惊心。
    以1937年为例，日军一个满编常设师团约两万五千人，各级卫生人员总计约两千一百人，占总兵力百分之八点四，每千名战斗兵配有约八十五名卫生人员和十二名正规军医。
    而国军中央调整师约一万一千人，全师卫生人员不足两百人，每千名战斗兵仅有约十八名卫生人员和不到两名正规军医。
    日军军医全部毕业于帝国大学医学部或陆军军医学校，接受过系统的野战外科和防疫学训练，卫生兵也需经过半年以上专业培训。
    国军军医来源混杂，一九三七年全国登记在册的西医仅约九千人，军队系统不足两千人，大量中医、药铺郎中充数其中，不会做清创和截肢等基础战伤手术。
    装备药材的差距同样令人绝望。
    日军每名士兵配发个人急救包，野战医院有完整手术器械、X光机和输血设备，一九三八年后逐步列装磺胺类抗菌药，军队饮用水全部经过过滤消毒。
    而国军士兵大多数没有个人急救包，负伤后只能用脏衣服和破布自行包扎。师级卫生队只有最基础的碘酒和普通绷带，麻醉剂、吗啡、破伤风抗毒素极度稀缺。
    部分部队截肢手术只能用木工锯和普通菜刀，消毒仅靠白酒。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基本空白，伤口感染根本没有有效控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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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差距最终都反映在了数字上。日军整体战伤死亡率约百分之十到十二，而国军高达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地方部队甚至超过四成。
    死亡者中约六成并非伤重不治，而是失血、感染、转运不及时导致的可避免死亡。
    日军非战斗减员仅占总减员约三成，以皮肤病和轻度肠胃病为主；国军非战斗减员占比高达五到六成，疟疾、痢疾、疥疮比比皆是，部分部队开赴前线后未战先病三分之一，甚至出现过霍乱流行。
    顾长柏后来在沈阳城下守了两个多月，深知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每一分差距都意味着成百上千条可以避免的人命，这也是他为什么把卫生队建设看得跟炮兵一样重要的原因。
    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设187个学院，文法类占59%，理、工、农、医实科仅占41%；全校在校生总计44167人，其中文法商教育类占74.5%，理工农医实科仅占25.5%，实科在校生总数不足1.13万人，理工医三类合计约1万人。
    当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共7034人，其中理工医类毕业生不足1800人，完全无法匹配全国工业建设、国防与医疗的基本需求。
    顾父专门建设的医科专业学校目前才招生第二年，但是人都招不齐，标准放到初中和小学。
    因为目前普通中学（初中+高中）在校生共约40.18万人，其中高中人数只有五万多人。
    中国的学生数量太少了，小学生都得当高中生用，初中生、高中生当大学生用。
    ……………………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南京的冬天阴冷刺骨。
    蒋校长在官邸书房里坐了一整个上午，面前摆着那份已经拟好的辞职通电，他迟迟没有落笔。
    沉默很久他最终拿起笔，在通电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通电称“为促成和平统一、共赴国难，恳请解职”，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全部本兼各职。
    消息传出，南京城里一片哗然，但真正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下野前他已将所有关键棋子都摆好了，江浙核心地盘全部握在嫡系手中；紧接着宋子玟率财政部全体官员集体辞职，把国库账本干干净净地留给继任者，账面上剩的钱连下个月的军饷都不够发。
    同日，张少帅致电南京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国民政府当日即照准，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新政府随即登场：林森接任国民政府主席，被明定为不掌实权的虚位元首；孙柯出任行政院院长，陈铭枢副之；张继、伍朝枢、戴季陶、于右任分掌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
    党务最高决策层设三位常务委员，蒋、汪、胡。三人轮流主持会议，对外宣称三方共同治国，实则各怀心思，谁也不服谁。
    孙柯还没坐稳行政院的椅子，淞沪停战协定的草案就摆上了他的办公桌。
    这份协定是前任政府与列强反复拉锯后留下的烂摊子，条款苛刻得令人窒息，但上海的枪炮声还在响，英国人、美国人的军舰就停在黄浦江里，日本人更是步步紧逼。
    他拿起草案看了又看，最后把草案往桌上一搁，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蒋校长和宋子文留给他的不仅是一个空荡荡的国库，还有这份烫手的停战协定。
    签了就是丧权辱国，不签就要继续打下去。他抬头对陈铭枢苦笑了一声：“他把烂摊子全留给我了。”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但是没办法，要想上位，就要有扛事的能力，你扛不了事上什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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