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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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喝过。“薛朗说。
    郭胜豪点了点头，把剩下的汤一口灌了，站起来把碗放到水池边，又回头冲薛朗笑了一下，跟平时那种咧嘴大笑不同，这个笑容很轻很短，但很真。然后他就跑去找新兵们分烤馕了。
    薛朗蹲在原地把汤喝完，碗底沉着两块羊肉骨头，他用筷子拨拉出来搁在手心里看了看，又轻轻放回碗里。阳光下，院子里的雪开始微微反光，冻了一整个冬天的表层有了融化的迹象。薛朗眯着眼望了望天空，风里有了一丝说不清的柔软，像是远方的什么地方正在一点点变暖。
    一月中旬，塔县方向来了消息。宣传科正式通知薛朗，他的短篇小说《红高粱》修改稿通过了终审，拟刊登在下一期《解放军文艺》上，同时附了一封邀请函：二月初喀什地区有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希望他能参加。
    薛朗捏着那封信在值班室里来来回回走了七八趟，把王宗汉走得头晕：“你坐下行不行？纸都让你揉烂了。“
    “我这不是……激动吗。“薛朗终于坐下，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纸上是印刷体工工整整的邀请文字，末尾盖着宣传科的红章。这是他穿越到这个世界以来收到的第一份正式的、属于他个人的认可——虽然底子是借了别人的东西，但改稿的那些日日夜夜是他真真切切熬过来的，删掉的、重写的、添进去的段落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去。“钟启东在边上发了话，“军部的车从塔县过来接你，来回五天。哨所的人手够，不差你一个。“
    薛朗心里又高兴又别扭。高兴是肯定的，别扭的是他在这待了快四个月，头一回要离开哨所出远门，居然有点舍不得。他把那封信折好放进口袋里，翻了翻桌角的稿纸，把《山口北望》的前几页从头读了一遍，觉得那些句子站得还挺稳，像沙柳扎了根似的。
    出发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灰沉沉地盖在帕米尔高原上。薛朗背了一只帆布包，里面装了两套换洗衣物、几本空白的稿纸、一管新钢笔，还有郭胜豪硬塞进去的三个烤馕。王宗汉把他送到公路上等车，走之前拍着他肩膀说了句：“到了喀什别光顾着开会，去巴扎上转转，给大伙带点好吃的回来。“
    “知道了。“薛朗笑了笑，心里算着给谁带什么东西——郭胜豪爱吃甜的，王宗汉就好一口茶叶，钟启东什么都不缺但老花镜腿松了得换副新的，刘卫国那边的新兵们一人一块奶疙瘩尝尝鲜。
    吉普车按时来了，还是那个黑绿色的老款。薛朗上了车，摇下车窗朝王宗汉挥手。王宗汉站在路边，军大衣裹得严严实实，风帽压得很低，只露出一张被风吹糙了的脸，朝他一扬下巴，意思是你赶紧走吧别磨蹭了。
    车子启动，颠颠簸簸地沿着公路往东开。薛朗从后窗往回看，哨所的两间平房越来越小，渐渐缩成两个土黄色的方块，烟囱里冒出的烟被风吹散成一条淡灰色的带子，最后连那条带子也看不清了。
    他转回头，看见公路两边的景色在缓缓变化。雪山还是那些雪山，但山脚下偶尔能看到一片干枯的草滩，有些地方露出深褐色的土地。天空比哨所那边低了一些，云层里偶尔透出一线薄光，照在山坡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金色。
    开了将近三个小时，到了塔县军部。薛朗在这里转乘去喀什的长途班车，车上挤着十几个乘客，大半是牧民和返乡的工人，车厢里弥漫着羊皮、干馕和汽油混合的气味。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旁边的老大爷递过来半个苹果，他推辞不过咬了一口，酸得皱了皱眉，老大爷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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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开出塔县之后，地势渐渐平坦了一些，帕米尔的巍峨群峰在后方缓缓退去。薛朗望着窗外，这是他穿越过来四个多月里第一次看到“平原“——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原，但比起四千米海拔的哨所，这里的空气似乎稠了一点、厚了一点，呼吸时胸口没那么紧。
    他靠在颠簸的座椅上，从包里掏出本子。车轮碾过碎石路面的咕噜声响在耳边绵延不绝，他握着笔想了半天，在空白页上写下日期和一行小字：
    “离开哨所的第一天。路很远，天很低。想那些人了。“
    喀什比薛朗想象中热闹。这座城市在1979年的早春显得灰扑扑的，大街上跑着老旧的公交车和自行车，路边种着一排排光秃秃的白杨，枝条在风里轻轻摇晃。但市集上的人流让他恍惚了一下——摊位一个挨一个，卖干果的、卖布匹的、卖铁器的、卖烤包子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汇成一片浑浊而鲜活的轰鸣。
    他找到招待所安顿下来，一间四人间的客房，同住的是两个从和田来的教师和一个从阿克苏来的铁路工人。屋子暖气烧得很足，窗户玻璃上结着厚厚一层水雾，薛朗把窗推开一条缝透透气，冷风灌进来带着烤羊肉和煤烟的味道，他闻着居然觉得亲切。
    第二天上午去宣传科报到，一个梳短发的女干事领着他到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服的，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五十岁不等。桌上摆着搪瓷杯和茶叶筒，窗帘拉了一半，阳光斜照进来铺在桌面上，暖洋洋的。
    座谈会开了两天，主题是“边疆文艺创作的方向与路径“，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讲文学讲生活讲思想。薛朗坐在角落里认认真真地听，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站起来先鞠了个躬，然后把自己在边防哨所的经历简单讲了讲，末尾说了几句关于“真实感“的话，大意是有些东西不站在风雪里就写不出来，靠想象堆砌的文字再漂亮也是冻僵的。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若有所思。散会后那个女干事走过来跟他说：“你那个发言挺好的，不空。对了，你之前投来的稿子《红高粱》我们看了，叙事很有特点，不过里面有些地名——XJ高密乡，这个创意挺有意思，既有真实感又有文学虚构的空间，你想过把它发展成一个系列吗？“
    薛朗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想过“系列“这回事，那篇稿子本来就是借来的骨架，但既然对方这么说了，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可以考虑“。回去的路上他反复琢磨这个提议，觉得对方真正感兴趣的可能不是《红高粱》本身，而是“边防+虚构“这个搭配本身有种奇妙的张力——真实的地理与想象的疆域互相咬合，咬出来的缝隙里能塞进很多东西。
    第三天座谈会结束，他有半天自由时间。薛朗揣着钱去了巴扎，在干果摊上买了无花果干和葡萄干，又在茶叶铺称了半斤茯砖，最后跑到一家小眼镜店里给钟启东配了副新镜腿。整个过程他用磕磕绊绊的维吾尔语加手势比划，居然把价格都谈下来了，省了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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