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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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5章：空箱(第1/2页)
    八月底，罐头厂来了电报：秋季原料进厂，协议里那笔第二期款八万，该付了，请联营方到场。
    陶爱民跟涂老板商量，钱他亲自押。涂老板说他辛苦，他说正好，三季度盘点也到期了，付款带盘点，一趟办两件事。
    动身前一夜，他把协议抄了一份随身带，盘点条款那条用红铅笔画了杠。又列了张单子，点库点三样：箱数，箱重，批次。单子誊了两份，一份给宋头——宋头这回从上海过来给他搭手。
    九月二号进的厂。站台上停着三车皮橘子，红彤彤地压着车帮，一筐一筐过磅，是真货。原料验收入库，他把八万块的汇票付了。按协议办事——人家的货到了，该付的钱就得付。吕厂长还是那么热情，中午又是甲鱼。陶爱民把帆布包放在脚边，包带缠在手腕上。
    “下午做什么？“吕厂长问。
    “点库。“他说，“三季度盘点，协议上写死的。“
    吕厂长的笑容顿了半秒，随即又堆起来：“点！应该点！“
    下午两点，成品库开门。管库的和会计一人抱一本账。
    账面上，成品罐头两千一百箱。
    陶爱民不看账，先看库。他从门口数起，一行一行，一垛一垛。码在外头的箱子，搬一箱开一箱，里头是罐头，分量压手，批次的喷码和账面对得上。
    数到最里头，靠墙那一大片，码得整整齐齐，比外头的还齐。
    “这几垛多少？“
    “一千二百箱。“管库的说。
    陶爱民搬下头一箱。轻的。开箱，空的。再开一箱，还是空的。他让宋头踩着木托盘上去，从垛顶、垛腰、垛底各抽几箱，全开。
    一连开了十八箱，全是空的。
    外头实的，里头空的，一共点出来八百六十箱。账面两千一百，实点八百六十，差一千二百四十箱。一千二百多只空箱，码得方方正正，像仓库里另起的一座仓库。
    库房里静。糖水味、铁锈味、灰尘味，混在一起。头顶一只大灯泡，飞虫绕着转。
    吕厂长进来了，先拍胸脯：“误会！天大的误会！这是出口的货，提走了，单据在海关，走了正规手续的！“
    “单据拿来我看。“
    “海关那边，单据要等结汇才退回来。“
    “那报关的底单给我看。提货的运单，也给我看。“
    吕厂长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末了一拍大腿：“陶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信不过我？“
    陶爱民合上本子，语气平平：“吕厂长，协议第九条，账实不符的，联营方有权终止并收回本金余额。今天点库的结果，双方签个字。“
    “我不签！“
    “不签，也请你在这儿。“他转头，“宋头，再点一遍。“
    第二遍，八百六十箱，一箱不多，一箱不少。
    点库记录当场写：某年某月某日，双方共同盘点，账面两千一百箱，实点八百六十箱，短少一千二百四十箱，其中空箱一千二百只。会计念一遍，宋头核一遍，念到“空箱“两个字，会计的声音低了下去。管库的蹲在墙根抽烟，烟灰长了也不弹。
    吕厂长不肯签字。乡里企办的一个干事正好在厂里，被他请来做了见证，签了名，写了日期。
    那八万块，早上刚出手，下午就成了窟窿里的水。当晚饭桌上，吕厂长让了三次酒，他把帆布包的带子又缠紧了一圈，茶水陪着，滴水不漏。
    当晚他住乡里的招待所，点着灯把协议一条一条过。过到后半夜，列了一张清单：已付十八万；短少成品一千二百四十箱，按出厂价折多少；设备折价多少；先退多少，后退多少。一笔一笔写在纸上，写完又誊了一遍，字迹端正。誊完他吹熄灯，躺下，睁着眼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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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涂老板从南昌赶到，出面约乡里和县工商局的人，三方坐下来调解。
    涂老板做了一辈子邮票生意，练的就是不急不恼的功夫。他把协议在桌上摊开，不念亏，不骂人，从第一条念到第九条，念完了说：“我们不为难厂子，就要一个说法。空箱是怎么空的，货去了哪，说不清，就按条款来。“
    调解桌上的话，比库房里的话软，也比库房里的话空。
    乡里来的一位干部，话说得很客气。意思是厂子是乡里的利税大户，几百号工人指着它吃饭，事情要往前看；钱可以慢慢想办法退，把厂子搞僵了，对谁都没好处。
    工商的同志翻了协议，说条款写得明白，可执行不在他们手上，真要走，得去法院。
    陶爱民在县邮电局给刘警戒挂了长途。电话里讲明白前后，刘警戒在那头叹气。
    “爱民，我跟你说实话。这是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公安立不了案。骗没骗，得有证据。空箱子只能说明账实不符，说明不了货是谁提走的、提去了哪。你就是报案，也是让你走法院。“
    “法院要多久？“
    “立案、送达、开庭、判决、执行。顺，一年半。不顺，三年。判决下来，执行还得看地方。“
    他握着话筒，看邮电局墙上挂的价目表，一张一张看过去。
    “我知道了。“他说，“你忙你的。“
    “哎，等一下。“刘警戒在那一头说，“记住三样：点库记录留好，见证人的签名留好，往后每一回调解都要笔录。派出所管不了，能管到的纸，一张也别丢。“
    “记下了。“
    话筒里电流声滋滋啦啦，像那年五月报行情的那通电话。他挂了。
    后来又坐了两轮。九月中，先退了四万五，现金，一只旧提包装着，乡里的干部陪着送来的。话也捎到了：设备折价抵清，再退四万，年前给，往后两清。
    十八万，收回八万五，净亏九万五。
    这笔账他记在本子上。不是笼统记一个总数，是一笔一笔记：十八万，减四万五，减四万，设备折价抵了多少，笔笔注在后头。周文远月底过来对账，两个人用计算器各算一遍，数对上了，周文远盯着那行净亏看了半天，没说安慰的话，只说：“这笔记法对。亏要记细，赚才可以记粗。“
    晚上招待所停电，蜡烛光一跳一跳。他坐在床沿，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头一天进厂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写的条款，都写了。条款他写了，退出写进去了，盘点写进去了，一样没漏。可条款要人去执行，执行要走程序，程序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转。在纸上，钱是数字；在厂里，钱是人心。账查得清，心查不清。
    规矩有用，可规矩慢、规矩钝。钝刀子割肉，最疼的是等的人。
    这两句话，他没跟任何人说。
    从县里回学校，他带了些同福的桃酥，给宿舍楼下老陈头送了一盒。老陈头说香。他说，这家厂的账，我看过三遍。
    夜里，他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铅笔削尖，写下两个字：
    制度。
    两个字后面，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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