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模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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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章：模拟法庭(第1/2页)
    三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法律系模拟法庭。
    教室被改成了法庭的格局：讲台是审判席，左右各一排桌子，一边公诉人，一边辩护人。旁听席坐了七八十号人，走廊上都站着人。刘警戒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胸前别了个纸牌子，上头写着“公诉人“三个字。
    陶爱民坐在被告席上。他面前也有一块纸牌，写着“被告“。旁边的罪名栏，刘警戒用毛笔写了四个字：投机倒把。
    案情是编的——一个倒卖粮票的个体户，低买高卖，赚了八百块，被举报了。刘警戒要给他定罪，陶爱民要给自己辩护。
    刘警戒站起来的第一句话就很重：“一九八八年，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倒卖国家计划管理物资，情节严重者，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粮票，属国家计划分配凭证，倒卖粮票，就是投机倒把。“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旁听的法律系学生微微点头——这个开场，法条引用准确，定性清晰。
    陶爱民没急着说话。他在被告席上坐着，把刘警戒引用的那条法规，在心里过了一遍。前世他签过不知多少份文件，每一份都要过法制办的审核。他知道法条不是死的，法条后头还跟着解释、细则、判例，以及——立法的本意。
    “审判长，“他站起来，声音不高，“公诉人引用的条例，我认可。但我想请公诉人注意一个时间节点。“
    刘警戒挑了挑眉。
    “一九八八年九月，国务院发布该条例。本案虚构的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三月——条例尚未发布。“陶爱民说，“法不溯及既往，这是基本法理。公诉人不能用后发的法规，去追溯此前的行为。“
    教室里“嗡“地响了一声。旁听席上有几个人交头接耳。
    刘警戒愣了两秒，随即笑了一下——他没慌。刘警戒的特点就是不服输，输了也不认，他会从另一个方向再杀回来。
    “好，那我不追溯条例。“刘警戒翻了一页材料，“一九六三年，国务院《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倒卖票证属于投机倒把行为，这一条，六三年就有。“
    “六三年的指示，“陶爱民点了点头，“我同意。但请注意，六三年指示针对的是'转手加价倒卖'。我的当事人是粮票的合法持有人，他持粮票到集市上交易，不是转手倒卖，是持有人之间的自愿转让。这中间有一个关键区别——他不是粮贩子，他是一个多分了粮票、想把多余的换成钱的普通市民。“
    “多分了粮票？“刘警戒追问，“粮票是国家按人头定额发放的，多分了，本身就有问题。“
    “多分了的原因，“陶爱民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他准备的材料，“是他的大女儿出嫁，女方家退回了一部分粮票。这是习俗，不是违规。公诉人如果认为退粮票也是投机倒把，那全国每个嫁女儿的家庭，都是被告。“
    旁听席笑了。
    刘警戒也笑了，但他没停手。他换了一个角度：“被告，你赚了八百块。八百块，在当时是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你用粮票换了这个数，这中间的价差，是不是暴利？“
    “是不是暴利，不取决于数字大小，取决于价格是怎么形成的。“陶爱民说，“我的当事人按照集市上的通行价格交易，没有囤积，没有欺行霸市，没有伪造票证。他只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里，做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公诉人要惩罚的，应该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而不是利用信息差获利的行为。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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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旁听席。
    “否则，国营商店跨地区调货赚差价，算不算投机倒把？“
    教室里炸了。
    刘警戒站在公诉人席上，手里攥着那支英雄钢笔，半天没说话。他知道这个论点不好驳——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叫投机，什么叫经营。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吵了三十年，到一九九一年也没吵明白。
    “休庭合议。“审判长——一个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敲了一下桌子。
    合议结果：被告无罪。
    刘警戒输了，但输得服气。散场的时候，他搂着陶爱民的肩膀，在走廊里走了很久。
    “你这脑子，“刘警戒说，“真不该学经济。“
    “经济学和法学，“陶爱民说，“到最后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规则该怎么定，才能让最多的人过得最好。“
    刘警戒站住了，盯着他看了半天：“你这话，不像十八岁的人说的。“
    “我老成。“陶爱民笑了笑。
    “你不是老成，“刘警戒摇头，“你是老。“
    这句话说出口，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刘警戒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个字，挠了挠头，岔开了话题。
    “下回你再当被告，我给你换个罪名——贪污。“
    “贪污？“陶爱民挑了挑眉，“那你得先给我个职务。“
    “行，“刘警戒拍了拍他的背，“等你当了官，我第一个来查你。“
    这句话在走廊里回荡着，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满不在乎。陶爱民笑了笑，没接话。
    他知道刘警戒是开玩笑。可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在了他心里。前世他第一次伸手，收的是两万块。两万块，从那个数开始，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保外就医。
    走出法律系教学楼，三月底的夜风还有凉意。路灯底下，他看见一个人影从图书馆方向走过来，怀里抱着一摞书。
    走近了，是个女生，个子不高，扎着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外套。她怀里的书摞得太高，挡住了半张脸，走路的时候头微微歪着，从书摞边上看路。
    两个人在路灯下擦肩而过。
    她怀里最上面那本书，掉了。
    陶爱民弯腰捡起来。书是翻旧了的，扉页上盖着图书馆的章，书名《植物生理学》。他递过去的时候，看见了她借书卡上露出来的半行字——
    农学院园艺系，一年级，苏晓晴。
    “你的书。“他说。
    “谢谢。“她接过去，把书重新码好，头也没抬，走了。
    陶爱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她的背影走进女生宿舍楼。他想起上次在图书馆借《经济研究》时，那张借书卡上的名字。
    同一个名字。
    他没多想，转身往经济系宿舍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了一下。夜风里，他闻到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从那摞书里带出来的，是农学院试验田的味道。
    这个味道他很熟。三十七年前，他蹲在清河边的田埂上，就是闻着这个味道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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