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民国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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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9章《民国时期的爱情》(第1/2页)
    一九八零年六月六日，清晨五点半。
    钱深老师从台北，打来紧急电话时。
    许鞍华正趴在创作中心桌上打盹，手边摊着密密麻麻的采访笔记。
    “许导，找到了！真正的原型！”
    钱深声音，在电话里激动得发颤，“张自忠将军的夫人，李敏慧女士！”
    许鞍华瞬间清醒：“张自忠将军？那位在枣宜会战殉国的上将？”
    “对！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南瓜店壮烈牺牲。”
    钱深语速飞快，“李敏慧女士当时在重庆，闻讯后绝食七日。国民政府追授张将军陆军二级上将，蒋中正亲题‘英烈千秋’。她终身未再嫁，1949年随子女迁台，1975年在台北病逝。”
    创作中心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有没有日记？信件？”许鞍华追问。
    “有！她的长孙张文彬先生，愿意提供部分家书复印件。”
    钱深呼吸急促，“但他再三强调，所有材料必须用于，庄重呈现祖父的‘忠’与祖母的‘义’，绝不能有任何戏说或虚构感情线。他代表家族，相信许导和赵生你们的诚意。”
    “这是当然！”
    许鞍华握紧话筒，“我们追求的就是历史的重量。钱老师，您能尽快带资料来香港吗？”
    “我已经在松山机场了，两小时后的航班。还有，”
    钱深顿了顿，“张将军的参谋长，张敬先生还健在，今年八十六岁，住在台北荣民之家。他愿意接受采访，讲述将军殉国前后的细节。”
    挂掉电话，创作中心炸了。
    黄沾酒全醒了：“张自忠啊！我小时候在澳门听广播，全城哭成一片！‘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战殉国于南瓜店’。报纸上，连登了七天讣告！”
    顾家辉肃然：“我父亲那辈人提起张将军，都说他是‘活关公’。战前留书‘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这气节，”
    “所以遗孀的坚守，不只是为了爱情。”
    张国荣轻声说，“是为了配得上这种气节。”
    赵鑫沉默听着，左手腕的石膏，在晨光中格外沉重。
    上午十点，香港启德机场。
    钱深拎旧皮箱冲出闸口，身后跟着一位白发苍苍，但腰杆笔直的老人。
    正是张敬参谋长。
    创作中心，临时改成战时指挥室。
    张敬先生坐主位，面前摊开一张泛黄的鄂西北地图，手指颤抖指向南瓜店位置。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日军集结三十万兵力，发动枣宜会战。”
    老人声音沙哑但清晰，“总司令（他仍习惯这样称呼张自忠）亲率第七十四师两个团渡襄河，直插敌后。临行前，他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
    老人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四十年前那个清晨：
    “‘今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大家敷衍，一切敷衍，这条路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第二条是拼，拼完算数，这条路生死有命，但对得起良心。’”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五月十六日，南瓜店。”
    老人手指在地图上画圈，“日军调集五千兵力，二十余门山炮，包围总司令所在阵地。从清晨打到午后，两个团拼得只剩五百人。总司令左臂中弹，仍持枪督战。下午三时，日军冲上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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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停顿很久，才继续说：
    “总司令身中七弹。最后一刻，他对身边副官说：‘吾力战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惟望我等死后，能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许鞍华眼泪，砸在笔记本上。
    “夫人，当时知道吗？”她哽咽问。
    “重庆方面，瞒了三天。”
    老人叹气，“最后还是冯治安将军，亲自去报丧。夫人听完，只说一句：‘我知道了。’然后转身进屋，三天没出来。再出来时，头发白了一半。”
    钱深打开皮箱，小心翼翼取出一个油纸包。
    里面是十几封泛黄信件，最上面一封字迹娟秀：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初七，吾夫殉国已七七四十九日。昨夜梦见他说‘敏慧，替我看看太平盛世’。醒来泣不成声。太平终会来，但与我共看之人已不在。今世既无此缘，便用余生守此誓言。不嫁，不改，不悔。”
    落款：李敏慧，于重庆。
    “这是夫人1949年离渝前，写给留在内地亲友的最后一封信。”
    钱深轻声说，“她说‘此去台湾，非为苟活，为守吾夫忠烈之名不蒙尘’。”
    邓丽君已哭成泪人，林成森默默递过手帕。
    “电影，”
    许鞍华擦掉眼泪，声音坚定，“必须对得起这份重量。”
    下午三点，剧本讨论会。
    张敬先生被安排在贵宾室休息，但老人坚持要参加。
    “总司令的故事，该让更多人知道。”
    他说，“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台湾的课本，不提这些了。”
    赵鑫亲自推轮椅，把老人带到创作中心。
    “张伯伯，我们想用夫人的故事，但不是直接拍传记。”
    许鞍华恭敬说，“我们想探讨：当个人爱情遇上国家大义，当短暂婚姻遇上终身坚守，这种选择的重量。”
    老人点头：“夫人常对我说，她守的不是寡，是‘义’。夫妻之义，家国之义。她说‘吾夫为国尽忠，我当为夫尽义’。”
    黄沾飞快记录，嘴里喃喃：“为国尽忠，为夫尽义，这八个字，抵得过千言万语。”
    “所以电影里的遗孀，名字可以虚化，但精神必须真实。”
    赵鑫总结，“叫她林文秀吧。丈夫陈国忠，1940年殉国的少将师长。她1949年带七岁儿子到台湾，终身未嫁。”
    张国荣举手：“那我演的巴黎艺术家，是不是该有个对应？”
    “对。”
    王家卫声音，从扬声器传来（越洋电话一直通着），“巴黎艺术家不断换情人，是因为害怕承诺的重量。当他听说林文秀的故事，第一反应是‘这太不自由了’，但深入了解后，开始怀疑自己所谓的‘自由’，是不是只是逃避重量的借口。”
    “这就是对话。”
    许鞍华眼睛发亮，“一个不断摆脱重量，一个主动背负重量。最后在香港，艺术家问遗孀：‘你后悔吗？’遗孀答：‘我遗憾，但不后悔。遗憾他没能看到太平，不后悔替他守着这份太平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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