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0章被冒犯的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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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0章被冒犯的金庸(第1/2页)
    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啃老。哪怕这老本再丰厚，哪怕它曾是无数人的精神食粮，但啃老就是啃老，这是创作上无法抵赖的懒惰。”
    他停在许鞍华和侯孝贤面前。
    “我们鑫时代要做什么？我们要挖掘的是新时代的真实故事，记录当下中国人，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内地，在急速变迁中的精神世界、情感困境和生存状态。我们要的是扎根于泥土的现实主义，是显微镜下的人性纹理，是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悲歌。”
    他顿了顿。
    “而不是去重复一个，已经讲了无数遍的、关于在一个极端环境中，一群极端人物产生一些极端感情、发生一些极端故事的浪漫幻想模板。武侠的极致浪漫，与我们追求的极致真实，是两条背道而驰的路。我们或许能在某个路口遥遥相望，但永远不会并肩同行。”
    他转向陈启泰，语气稍微缓和，但立场坚如磐石。
    “陈监制，我完全理解你的出发点。追求商业成功，打造轰动项目，为公司股东负责，这是你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感。这一点用心，值得公司肯定。”
    他话锋再次一转。
    “但是，请你，也请在座的每一位都记住，鑫时代，从1975年我游水过来赤手空拳创立它开始，就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家普通的、以追逐市场风向为最高准则的影视制作公司。”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种回顾历史的深沉。
    “我们一路走到今天，在港交所挂牌，靠的不是跟风最火的题材，不是复制成功的模式。我们靠的，是每一次都试图精准地、甚至超前半步地去触碰时代的脉搏，去回应那些真实存在的、却未被充分言说的集体焦虑与渴望。”
    他看着在座的人。
    “我们用作品去提问，而不是仅仅提供消遣。《槟城空屋》问的是离散与归属，《民国三部曲》问的是历史与个人，《家的三部曲》问的是传统与现代。我们要做的，是留给后人研究那个时代的人，究竟是怎么生活、怎么相爱、怎么痛苦、怎么思考的文本，而不是一部即便拍得再精良、特效再炫目，也终究是另一个版本、另一场成人的童话梦。”
    赵鑫走回主位，双手撑桌，做出了最终定调。
    “所以，我们刚才确定的方案，就是一九八九年鑫时代全力以赴的压轴：一部捕捉香港都市脉搏的电视剧，一部深挖中国家庭根系的电影。这两者，一表一里，一动一静，共同构成我们对这个特定年份的回应。”
    他顿了顿。
    “至于武侠题材，新时代绝不碰。对了，许鞍华导演正在执导的《年轮》电影，列入本年电影计划。”
    会议在一种近乎凝滞的气氛中结束。
    陈启泰默默收起那份花费心血的报告，脸色灰败，但什么都没说。
    其他人神色各异，有不解，有惋惜，有深思，也有少数人眼中闪过被点醒般的亮光。
    许鞍华收拾笔记本时，看了一眼赵鑫。
    赵鑫正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维多利亚港。她没打扰他，quietly走了出去。
    侯孝贤和杨德昌交换了一个眼神，也没说话。
    谭咏麟走到赵鑫旁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橘子，放在窗台上。
    “阿鑫，吃个橘。”
    赵鑫看了看那个橘子，拿起来，没剥。
    谭咏麟拍拍他肩膀，走了。
    黄沾最后一个离开。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赵鑫。
    那瓶茅台他没带走，就那么放在桌上。
    食堂里，威叔正在准备晚饭。
    凤凰木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叶苞硬硬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威叔量了量，在本子上记下：十六点八毫米。
    它在长。
    同日傍晚，香港渣甸山，金庸寓所。
    书房里灯光柔和，照着满墙的书架和书桌上摊开的《明报》校样。
    查良镛先生，更多人熟知他的笔名金庸，刚结束与编辑的电话，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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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过六旬，但精神矍铄，目光依旧锐利。
    书桌一角，摆放着几张老照片。
    有他与《大公报》同仁的合影，也有《明报》创刊时的留念。
    记录着他从身无分文走香江的南来青年，到执掌一份影响深远的报纸、构建了一个庞大武侠帝国的传奇历程。
    管家轻轻敲门进来，递上一份刚刚送到的内部通讯简报，上面摘要了今日香港几家主要文化影视公司的重要动态。
    其中一条不起眼的消息，吸引了金庸的目光：
    “据悉，鑫时代影业于今日年度创作会议上，否决了购入武侠小说版权制作年度大剧的提议。公司主席赵鑫在会上明确表示，‘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并强调鑫时代创作将坚持现实主义路线，与武侠幻想题材划清界限。”
    金庸拿着简报的手指，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他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着镜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几秒。
    “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
    这句话，在他脑海中轻轻回响了一遍。
    一丝极淡的、近乎自嘲的笑意，掠过他的嘴角。
    他想起了很多。
    想起十六七岁时，在《东南日报》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意气风发；
    想起在重庆，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后的困顿；
    想起1948年考入《大公报》、南来香港的命运契机；
    想起1955年那个仓促的夜晚，《新晚报》编辑派老工友上门催稿。
    他被迫提笔写下“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
    从而开启《书剑恩仇录》连载的戏剧性开端。
    那时，何尝想过什么“上不上台面”？
    不过是谋生，不过是应景，不过是试着讲一个，自己从小听熟的故乡传说。
    然后，便是“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的盛况，是一本本小说构筑的庞大世界。
    是《明报》凭借社论和武侠小说，双翼腾飞的商业奇迹，是无数读者从贩夫走卒到学者政要的广泛喜爱。
    如今，却被一个新兴的影视公司老板。
    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用“上不得台面”五个字轻飘飘地否定了。
    他不由回想起初见赵鑫时的画面来。
    1975年他的明报副刊，面临开天窗的危机。
    是他把赵鑫投稿的《上海滩》，从待定的稿子中捞了出来。
    并且在第二天会见了那小子。
    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他忘了。
    可即便如此，他也觉得他当时一定会表现很好，有前辈风度。
    无他，因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现在突然被赵鑫鄙视武侠，说实话，金庸并没愤怒。
    至少没有强烈的、外在的愤怒。
    到了他这个年纪和地位，早已看惯潮起潮落，听惯褒贬毁誉。
    但，一丝细微的、类似被冒犯的不悦，还是像一根小刺，轻轻扎了一下。
    那是一种基于自身漫长创作生涯和巨大文化影响力的、理所当然的尊严感，被一个后辈以一种近乎傲慢的姿态所轻慢时，产生的本能反应。
    “赵鑫…！”
    金庸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他知道这个人。
    知道他的发迹史，知道他那些获奖的、口碑不错的现实主义作品，也知道鑫时代如今风头正劲。
    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有野心的文化操盘手。
    他最终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将简报放到一边，拿起了《明报》的社论稿。
    窗外，香港的夜景璀璨。
    两个基于不同理念、代表着不同文化脉络的王国，在这一刻，因为一次否决，产生了第一次无声的、隔空的交集。
    而风暴，还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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