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七十三章敌国皇帝，是杀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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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百七十三章敌国皇帝，是杀是留？(第1/2页)
    “这……”
    曹文诏咂了咂嘴。
    “抓是抓到了，可这……怎么处置倒成了难题。”
    “是啊，若死在乱军中，一了百了。如今成了俘虏，反倒麻烦。”
    有人低声道。
    自古以来，处置敌国君主都是极敏感的事情。
    杀俘不祥，尤其对方是主动投降或者被俘的君主，更容易授人以“暴虐”的口实。
    但若留下，就是个巨大的隐患。
    他代表着前朝法统，哪怕是个孩子，也具备一定的象征意义，可能被残余势力或别有用心者利用。
    “太子殿下。”
    孙传庭率先开口，捋着胡须，斟酌道。
    “依老臣之见，既然已被俘，且是妇孺，不若……留其性命。可将其押解至京师，于皇城附近择一僻静宅院圈禁，令其读书习礼，了此残生即可。如此，既可显我天朝仁德，怀柔远人，亦可绝了辽东那些或许尚存愚忠之念者的想头。
    将其置于天子脚下，严加看管，量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孙大人所言，老成谋国。”
    另一人表示赞同。
    “杀之不过一刀，却可能寒了那些刚刚归附的辽东人心。留之，以显仁德，亦可为筹码。”
    “末将以为不然！”
    祖大寿却出言反对，声音宏亮。
    “殿下，孙大人！那福临虽是稚子，却是皇太极血脉！建奴肆虐辽东数十载，屠我百姓何止百万？此乃血海深仇！留下这孽种，谁知他日会不会成为祸根？所谓仁德，是对顺民，而非对这等敌酋之后！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依末将看，不如让郑芝龙就在海上处置干净，对外便称其母子已死于海难，干净利落！”
    “祖将军，杀俘不祥，何况是孩童？”
    “孩童？他披上龙袍时，便是伪帝！便是建奴余孽之首！”
    “可如今他已脱下龙袍，是阶下囚！”
    “囚徒亦可为患！”
    堂内顿时起了争执，文官多倾向于“怀柔羁縻”，武将则多主张“斩草除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朱慈烺静静听着众人的争论，手指依旧轻轻敲着扶手。
    历史上，对前朝皇室是杀是留，向来是难题。
    留，有留的用处和风险，杀，有杀的理由和后患。
    福临不过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要说他本身有多大威胁，那是笑话。
    但他这个“身份”，确实是个麻烦。
    他想起另一个时空的南明，想起那些层出不穷的“朱三太子”闹剧。
    一个象征性的招牌，在特定时候，确实能搅动风雨。
    但如今的大明，是他朱慈烺治下的大明，兵锋正盛，国力日隆，内部也经过整顿。
    一个失去了一切根基、年仅数岁的亡国幼童，真能掀起多大风浪吗？
    把他放在北京，放在眼皮子底下，严加看管，与外界彻底隔绝，或许比杀了他，然后让“福临未死”的流言在塞外草原、白山黑水间秘密流传，要更稳妥一些。
    况且，留下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辽东、对蒙古诸部、甚至对朝鲜某些尚有疑虑势力的一种“示范”——看，我大明对投降者，对前朝宗室，亦是仁至义尽。
    思忖已定，朱慈烺抬手，轻轻向下压了压。
    堂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望向他。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
    朱慈烺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决断。
    “然，我大明乃礼仪之邦，天子以仁孝治天下。福临虽为伪帝之后，然其年幼，且已被俘。杀之，不过举手之劳，然恐非仁君所为，亦难免予人口实。”
    他顿了顿，继续道：
    “传孤令旨于郑芝龙：将福临、博尔济吉特氏秘密押送上岸，移交陆师，由曹文诏部派精锐兵马，沿途严加看护，即刻启程，先送到汉城来，等回京之后于京城外择一僻静院落安置，拨给用度，令其读书明理，严禁与外界交通。
    一应看守事宜，由锦衣卫与勇卫营共同负责。告诉他们，安分守己，可保衣食无忧，终老牖下，若有丝毫异动，则国法无情！”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祖大寿等将领脸上：
    “至于建奴的其他亲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便以‘阵斩’论功。郑芝龙所部，搜索三日后，无论有无结果，即可返航，与陆师会合，准备后续事宜。”
    “至于朝鲜……”
    朱慈烺重新将目光投回墙上的巨幅地图，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建奴已灭，内患暂平，接下来，该想想怎么彻底把控朝鲜了。”
    “臣等遵旨！”
    堂下众人，无论先前持何种意见，此刻皆肃然躬身领命。
    一场关于前朝伪帝命运的争论，就此定下基调。
    而大明对朝鲜的全面消化与改造，随着建奴的彻底覆灭，也即将进入一个更深层次、更全面的阶段。
    随后朱慈烺当即亲笔写下给郑芝龙的命令，用了太子印信，交给一名传令兵，命其以最快速度送回。
    他知道，此刻的郑芝龙，一定还在海上守着那对母子。
    画面来到辽东。
    辽东的春天来得迟，去得也晚。
    当关内已是绿肥红瘦、暑气渐升之时，辽东大地才终于挣脱了最后一丝料峭春寒的纠缠，彻底展现出它勃勃的生机。
    阳光变得慷慨而温暖，和煦的南风拂过山川原野，带来草木萌发的清新气息。
    若是按照原本的历史轨迹，此时的辽东，当是另一番景象。
    经年战乱，土地荒芜，村落残破，人烟稀少。侥幸存活下来的百姓，要么蜷缩在残破的坞堡土围中苟延残喘，要么在山林野地间挣扎求活，面有菜色，眼中满是惊惶与麻木。
    建奴的横征暴敛、连年征发，早已将这白山黑水间的膏腴之地，榨取得奄奄一息。
    然而，此刻呈现在眼前的辽东，却与那想象中的凄惨图景大相径庭。
    辽河平原，广袤的黑土地上。
    视线所及，不再是无边无际的、令人心悸的荒草与废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五百七十三章敌国皇帝，是杀是留？(第2/2页)
    大片大片的田地被重新开垦出来，黑色的土壤在阳光下闪烁着油润的光泽。田垄整齐，沟渠纵横，虽然许多田埂、地头还能看到去岁战火留下的焦痕或散落的瓦砾，但那种属于农耕文明的、秩序井然的生命力，已经顽强地重新占据了主导。
    最引人注目的，是田地里那一片片、一垄垄刚刚破土不久、舒展着嫩绿或淡紫色叶片的作物。
    它们不像传统的小麦、高粱那样挺拔，植株较为低矮，但长势却异常旺盛，密密麻麻，覆盖了田土。在那些水源相对充沛、土地更为平整的沃野上，这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尤为广阔，几乎连成了绿色的海洋。
    那是土豆，还有红薯。
    去年秋冬，明军光复辽东的战事刚刚尘埃落定，一项关乎辽东未来命运、甚至关乎整个帝国北疆稳定的“种子工程”，便在朱慈烺的亲自策划和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从山东、登莱、甚至福建、广东等地，通过海陆两路，将数不清的土豆种薯和红薯藤苗，源源不断地运抵辽东各州县。
    推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对于绝大多数世代耕种粟、麦、高粱的辽东农夫而言，这两种来自海外、模样奇特的“疙瘩”和“藤蔓”，实在是陌生得紧。
    即便官府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亩产数千斤”、“耐寒耐旱”、“救荒佳品”，许多人心里依旧是将信将疑，甚至充满抵触——万一不成，耽误了一季收成，那可是要饿死人的！
    关键时刻，崇祯皇帝站了出来。
    他没有坐在深宫下旨，而是数次轻车简从，在周遇吉等将领的护卫下，亲临辽东各地的“皇庄”，这些黄庄是没收的建奴贵族田产改制，不涉及普通百姓。
    在田间地头，这位天下至尊会亲手拿起一个沾着泥土的土豆或一段红薯藤，对着围拢过来、既敬畏又好奇的百姓，用带着几分河间口音的官话，耐心讲解：
    “诸位乡亲父老，莫要小瞧了这土疙瘩、这藤子。此乃上天所赐，海外祥瑞，于福建、广东等地试种多年，确乃高产稳产之宝！一亩之地，悉心照料，收个两三千斤，并非虚言！
    朕知道，辽东苦寒，生长期短，种别的，一年一熟，还常遭霜冻。但这土豆、红薯，恰好不惧短日照，耐瘠薄，从种下到收获，时日不长，正合我辽东水土！只要种好了，不敢说顿顿白面，但让全家老小吃饱肚子，熬过寒冬，绝无问题！”
    皇帝的话，朴实，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分量。
    最后，崇祯还打了包票，若是土豆、红薯产量不足两千斤，剩下的将有朝廷出钱贴补上。
    “凡辽东新复之地，百姓耕种土豆、红薯者，五年之内，不征田赋，不纳丁银！”
    百姓们听到这话，心中再无丝毫犹豫。
    “万岁！皇上万岁！”
    人群爆发出震天的欢呼，皇帝的亲自担保，如同最有效的强心剂和定心丸，瞬间击碎了所有的疑虑和犹豫。
    还有什么比吃饱饭、不交税更能打动这些在战乱和压迫中挣扎了数十年的百姓呢？
    于是，从去岁冬末到今年开春，一场规模空前的“土豆红薯运动”，如同春风野火，迅速席卷了整个辽东。
    官府设立的“劝农所”人满为患，前来领取种薯、薯苗，学习堆垄、育苗、栽种、施肥技术的百姓络绎不绝。
    许多人家将房前屋后、边角荒地都开辟出来，种上了几垄。
    条件好些的，更是将家中最好的水浇地拿出一半，甚至全部改种。
    虽然今年是第一年大规模推广，种下的时间也稍晚了些，但看着田里那一片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所有人的心里都踏实了许多。
    按照“劝农所”那些南方来的老把式估算，只要后续风调雨顺，田间管理跟上，等到八九月间，就能迎来收获。
    虽然辽东因“小冰河期”气候影响，每年只能勉强种一季，但有了土豆、红薯这两种高产且相对不挑地、不惧寒的作物，哪怕只是一季的收成，也足以让大多数家庭在缴纳了几乎不存在的赋税后，还能留下足以果腹甚至略有盈余的口粮。
    活下去，有希望地活下去——这个曾经无比奢侈的愿望，如今正随着黑土地里这些不起眼的嫩苗，一起生根、发芽，点亮了无数辽东百姓眼中的光芒。
    另外，行走在辽东的城镇乡村，细心观察，还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变化——许多百姓的发型，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建奴统治辽东数十年，推行“剃发易服”，汉人男子被迫剃去头顶大部分头发，只留脑后小指粗细的一绺，结成细辫，垂于脑后，即所谓的“金钱鼠尾”。
    那种发式，带着强烈的征服和屈辱印记。
    明军光复后，尽管朝廷并未立刻颁布强制性的“剃发令”，但几乎所有的汉人百姓，都在第一时间，用能找到的最快的刀剪，毫不犹豫地剪去了那根象征着奴役的细辫！
    许多人甚至等不及头发长到能束髻的长度，便急急地剃成了类似“平头”或“寸头”的样式，只求尽快抹去那耻辱的痕迹。
    于是，街市上、田垄间，随处可见顶着参差不齐的短发、看起来有些滑稽，但眼神中却充满了解脱与轻松的男子。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汉人，就连许多归附的、建奴统治下的各族百姓，包括女真、蒙古、汉军旗等平民，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起初，他们大多还保持着“金钱鼠尾”的发式，只是将代表旗籍的服装换成了普通的汉人衣衫。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顶着这样一根辫子走在外面，颇为不便，甚至……危险。
    进城买卖，城门守卫的官兵总会将他们拦下，盘问得格外仔细，眼神中带着审视，仿佛他们脑后的不是头发，而是反叛的旗帜。
    去店铺里买东西，掌柜的报价总会比卖给汉人顾客高上两三成，语气也冷淡疏远。
    在街巷中行走，总能感受到周围投来的、隐含敌意或戒备的目光。甚至孩童嬉戏，见到他们也往往远远躲开，或者指指点点。
    无形的压力，如同细密的罗网，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笼罩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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