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3章李治被立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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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53章李治被立为储(第1/2页)
    大唐贞观二年六月庚寅，即公元628年7月21日，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划破了长安东宫丽正殿的静谧。这座坐落于皇宫深处、专供太子居所的殿宇，迎来了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第三子，他便是日后执掌大唐天下的唐高宗李治。彼时的大唐，刚走出隋末乱世的疮痍，贞观之治的序幕已然拉开，天下初定，万民归心，李治生于帝王之家、长于盛世之初，自降生起，便背负着李唐皇室的荣光，也注定卷入波谲云诡的皇权纷争之中。
    身为嫡皇子，李治的童年，享尽了世间极致的尊贵，却也早早浸染着宫廷的规矩与教化。他并非娇纵顽劣的皇子，反倒生来便异于同龄孩童，天性聪慧敏悟，举止端庄安详，性情宽厚温和，待人仁恕慈爱，与诸位兄弟相处和睦亲厚，从无骄矜跋扈之态，在一众皇子中，始终是最沉静温顺的一个。这份与生俱来的仁厚品性，既是他天生的心性，也离不开宫廷严苛的礼教熏陶。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年仅三岁的李治，被父亲唐太宗正式册封为晋王。晋王封地位居河东，乃李唐龙兴之地的重要藩属，爵位尊崇，足见太宗对这位嫡幼子的初始偏爱。彼时的李治，尚在懵懂孩童之时，便已身居亲王之位，享尽爵禄荣宠。
    两年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再度加封，任命年仅五岁的李治为并州都督。并州乃是大唐北方军事重镇，北御突厥，南控关中，是拱卫京师的咽喉要地，历来由皇室宗亲或朝廷重臣镇守，足见此职分量之重。只是李治年岁尚幼，远未到离京赴任、执掌一方军政的年纪，太宗便特许他不到任所而遥领其职，依旧留居长安宫中，接受宫廷教化，这份特殊的恩遇，既是对嫡子的厚爱，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再度彰显。
    李治的启蒙教育，自幼年便由当世大儒悉心教导。太宗特意遴选学识渊博、品行端方的著作郎萧德言，作为他的授业恩师，专攻儒家经典，而开篇所学，便是凝聚儒家伦理核心的《孝经》。《孝经》以“孝”为纲，贯通君臣、父子、修身、治国之道，是帝王子弟必修的立身之本。
    一日，太宗亲临书房，考察李治的学业，看着眼前年仅数岁、却已能熟读经文的幼子，温声问道：“你研读《孝经》多日，可知此书之中，何为最核心、最重要的道理？”
    李治虽年幼，却早已将经文要义烂熟于心，他敛容正色，恭敬对答，言辞沉稳，全无孩童的稚嫩慌乱：“回禀父皇，儿臣以为，孝道为万事根本。人之一生，幼年之时，当尽心侍奉父母，承欢膝下，尽人子之孝；长大成人，步入仕途，便要忠心侍奉君王，恪尽职守，尽人臣之忠；最终以忠孝立身，修身养性，端正德行，成就君子人格。而身为君子，侍奉君上，更当心怀家国：立于朝堂之上，目之所及皆是江山社稷，心中所想唯有为国尽忠，直言敢谏，不避祸福；退居府第之时，亦不忘君主得失，时时反思如何劝谏君上纠正过错、摒弃恶行，辅佐君王施行仁政，守护天下苍生。”
    这番答语，既有对经文的精准理解，更有超越年龄的格局与心性，将“孝”从家事延伸至国事，从修身关联到治国，字字恳切，句句合礼。太宗听后，龙颜大悦，眼中满是赞许与欣慰，当即抚掌赞叹：“好！好！你能有这般见识，能守此忠孝之心，日后必能尽心侍奉父兄，恪守臣子本分，成为有德有为的君子！”
    这份少年时的仁孝与聪慧，让太宗对这个嫡幼子愈发喜爱，可命运的变故，却在他九岁那年骤然降临。
    贞观十年六月，公元636年，大唐一代贤后、李治的生母文德皇后长孙氏，在长安立政殿崩逝，年仅三十六岁。长孙皇后一生贤德，辅佐太宗安定后宫，规谏朝政得失，是太宗的贤内助，更是李唐皇室的定海神针，她的离世，不仅是太宗的毕生之痛，更是给年仅九岁的李治，带来了锥心刺骨的打击。
    九岁的孩童，骤然失去生母，哀恸之情撕心裂肺。他整日悲泣不止，思念母亲的音容笑貌，身形日渐消瘦，那份发自肺腑的悲哀与思念，连身边侍奉的宫人、侍卫都为之动容，无不潸然泪下。太宗看着幼子哀痛欲绝的模样，心疼不已，一次次亲自前往安抚，耐心劝慰，将对长孙皇后的思念，尽数化作了对这位失母幼子的加倍疼爱。自此之后，李治便在众皇子中，独得太宗格外宠爱，这份偏爱，也成了他日后在皇权纷争中，最坚实的依仗之一。
    长孙皇后去世后不久，太宗便加封李治为右武候大将军。右武候大将军乃大唐十二卫大将军之一，执掌京城宿卫、宫廷巡警，是手握实权的禁军高阶武将之职，此番加封，既是对李治的恩宠，也是对其嫡子身份的再度加持，此时的李治，虽无争储之心，却已在不知不觉间，拥有了旁人难以企及的身份与恩宠。
    时光流转，太宗步入晚年，看似稳固的东宫储位，渐渐暗流涌动，一场惨烈的皇子夺嫡之争，悄然拉开帷幕。
    太宗一生子嗣众多，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嫡长子太子李承乾、嫡四子魏王李泰，与嫡幼子晋王李治。李承乾身为太子，早年也曾聪慧贤明，却因腿疾心生自卑，日渐放纵乖戾，甚至宠幸男宠、疏离朝政，令太宗渐渐失望；而魏王李泰，才华横溢，喜好文学，广揽文士，编修《括地志》，深得太宗欢心，太宗对他的宠爱，一度超越礼制，不仅允许他在王府设置文学馆，更给予他远超太子的赏赐与礼遇。
    这份毫无节制的偏爱，彻底点燃了李泰的野心。他自恃受宠，公然觊觎太子之位，结党营私，拉拢朝臣，处处针对太子李承乾，步步紧逼，意图取而代之。而李承乾眼见储位岌岌可危，心中惶恐不安，既恨太宗偏心，更惧李泰夺权，在极度的焦虑与偏执之下，渐渐走上了绝路。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隐忍多年的李承乾，终于铤而走险。他暗中勾结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驸马杜荷、兵部尚书侯君集等一众朝臣将领，密谋发动宫变，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逼迫太宗退位，自己提前登基。可谋事不密，这场仓促策划的政变，尚未发动便事情败露，牵扯甚广，朝野震动。
    太宗痛心疾首，却又不得不秉公处置：汉王李元昌赐死，杜荷、侯君集等人尽数诛杀，而太子李承乾，虽为嫡长子，却因谋逆大罪，被废黜太子之位，贬为庶人，流放黔州，彻底退出了皇权之争。
    东宫储位悬空，朝堂之上瞬间暗流汹涌。太宗心中，最先属意的，便是素来宠爱的魏王李泰，打算直接册立他为新太子。李泰为了彻底坐稳储位，一面在太宗面前极尽讨好，许下虚伪诺言，信誓旦旦地向太宗保证：“儿臣若登基为帝，他日必杀子传弟，将皇位传给胞弟晋王李治，绝不私传子嗣。”一面又暗中施展权谋，打压潜在对手，而与汉王李元昌素来交好的李治，便成了他的恐吓对象。
    李泰深知李治性情仁弱，便拿李承乾谋反、李元昌被赐死一事相要挟，暗中威逼李治，警告他不得觊觎储位，否则便要牵连治罪。年幼胆小的李治，被这番恐吓吓得终日惶恐不安，神色恍惚，郁郁寡欢。太宗察觉幼子神色异常，再三追问之下，李治才哭着将李泰恫吓之事，如实告知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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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被废为庶人的李承乾，在被审问谋逆缘由时，也直言不讳地坦承：“儿臣之所以铤而走险，图谋谋反，全是因李泰一心图谋太子之位，步步紧逼，儿臣为求自保，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两件事相互印证，太宗瞬间幡然醒悟。他终于看清，李泰看似才华横溢，实则野心勃勃，虚伪狡诈，心狠手辣。若立李泰为太子，日后他登基，李承乾、李治两位嫡弟，必定难逃一死，李唐皇室必将陷入骨肉相残的血光之中；而自己一生倡导仁孝治国，若纵容皇子争储、骨肉相残，不仅违背初心，更会动摇国本。
    痛定思痛，太宗终于下定决心，要立性情仁厚、从不结党争储的李治为储君。为了让储位彻底稳固，杜绝日后纷争，太宗特意上演了一场震动朝野的“两仪殿泣血立储”。
    这一日，太宗屏退左右，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等几位心腹重臣，又命人将晋王李治带至两仪殿。殿内气氛凝重，太宗看着眼前忠心耿耿的重臣，又想到诸子争位的痛心局面，悲从中来，先是痛斥诸子不孝，继而心灰意冷，突然拔出腰间佩刀，便要自刎谢罪，言道：“朕一生征战，平定天下，却连自家儿子都管教不好，致使骨肉相残，朕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不如一死了之！”
    众臣大惊失色，连忙上前阻拦，长孙无忌更是死死抱住太宗，叩首不止，恳请太宗以江山社稷为重，切勿轻生。待太宗情绪稍定，长孙无忌率先进言，直言：“陛下不必忧心，如今嫡子之中，唯有晋王李治，仁厚孝顺，谦和恭谨，从不结党营私，亦无争储野心，深得朝野人心，立为太子，乃是顺天应人，可安天下！”
    房玄龄、李勣、褚遂良等重臣，也纷纷附和，一致拥戴李治。眼见众臣同心，太宗顺水推舟，终于敲定储君人选。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太宗亲登承天门，颁下诏书，正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昭告天下。这场惊心动魄的夺嫡之争，最终以仁弱不争的李治，意外胜出落下帷幕，而李治自始至终，从未主动参与纷争，却因仁厚得宠、众臣拥戴，捡获了这份至高无上的储君之位。
    可即便已然册立太子，太宗心中，依旧存有顾虑。
    李治性情温和仁厚，甚至有些懦弱怯懦，缺少帝王应有的杀伐决断与英武之气。太宗一生英武果敢，纵横天下，看着这般“仁弱”的太子，难免忧心忡忡，担心他日后登基，懦弱无能，无法驾驭群臣，守住大唐江山社稷。思来想去，太宗心中，又浮现出另一个人选——吴王李恪。
    吴王李恪，乃是太宗第三子，生母为隋炀帝之女杨妃，虽非嫡出，却自幼英武果敢，文武双全，性情气质，都与太宗极为相似，深得太宗赏识。太宗越看李治，越觉他难以担当大任，便渐渐动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一日，太宗单独召见长孙无忌，直言心中忧虑：“当初是你力劝朕，立稚奴（李治小字）为太子，可稚奴天性懦弱，恐怕没有能力守住朕打下的大唐江山，朕日夜忧心，这该如何是好？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品性气度极像朕，朕想改立他为太子，你以为如何？”
    长孙无忌听闻此言，当即坚决反对，据理力争，执意认为不可。
    太宗心中了然，长孙无忌乃是李治的亲舅舅，而李恪并非长孙皇后所生，与长孙氏毫无血缘关系，便直言问道：“你如此坚决反对，莫非是因为吴王不是你的外甥，你才刻意偏袒稚奴吗？”
    长孙无忌面不改色，叩首直言，言辞恳切，句句切中要害：“陛下此言差矣！臣并非偏袒外甥，而是为大唐江山社稷考量。太子仁慈厚道，乃是最佳的守成之君。如今大唐历经战乱，天下初定，百姓期盼休养生息，朝廷需要仁君安抚天下，推行仁政，而非穷兵黩武、严苛驭下的英武之君。太子之位，乃国之根本，关乎天下安危，岂能因一时心意，便随意更改？一旦轻易废立，必生朝局动荡，皇子纷争再起，还望陛下深思熟虑，切莫动摇国本！”
    长孙无忌的一番话，点醒了太宗。太宗深知，打天下需英武之君，守天下需仁厚之主，自己一生征战，国力虽盛，却也需要后继之君休养生息；且李治乃嫡子，名正言顺，又有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一众贞观重臣拥戴，若强行改立李恪，必定引发朝堂分裂，重蹈皇子争储的覆辙。思虑再三，太宗终于彻底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李治的太子之位，也正因长孙无忌的全力庇护，彻底稳固，再无动摇。
    自此之后，太宗彻底放下顾虑，倾尽全力培养这位储君。他深知李治缺少理政经验，便特意定下规矩，每次上朝听政，都命李治立于身旁，全程观摩自己批阅奏折、决断政务、处理朝事的全过程，手把手教他权衡朝堂利弊、洞悉民生疾苦、决断军国大事；遇到重要朝政议事，也时常让李治参与其中，发表见解，亲自指点他帝王驭下之术、治国理政之道。
    李治也不负所望，虽性情仁弱，却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处理事务恭敬谨慎，所言所行皆合礼法，每每都能切中事理，深得太宗认可。太宗看着太子日渐成长，多次在朝堂之上，当着众臣的面，称赞李治的德行与才能，对这位储君愈发满意。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决意御驾亲征，讨伐割据辽东的高句丽，平定边疆边患。大军出征之际，太宗任命太子李治留守定州，坐镇后方，统筹粮草供应，稳定朝野大局，代为处理日常朝政，将后方重任，尽数托付于他。
    待到太宗敲定最终发兵日期，即将与李治离别之时，李治想到父亲年事已高，却要亲赴凶险战场，风沙百战，生死难料，心中悲痛难抑，整日神色哀戚，泪流不止，哭到不能自已。他既担忧父亲安危，又不舍离别，便向太宗恳请：“儿臣恳请父皇，准许驿站以飞马快骑，传递儿臣在定州的日常起居、理政表章，同时也请父皇将边境军情、前线安危，时时传回，让儿臣能日日知晓父皇平安，安心侍奉。”
    太宗看着太子一片纯孝，心中大为感动，当即应允了他的请求。此后，大唐边境与京城、定州之间，快马驿卒日夜兼程，往来传递奏章与军情，朝廷与边境快马奏事的制度，也自此正式开端。
    数月之后，太宗征讨高句丽大军凯旋，李治亲自前往迎接，随侍太宗一同返回并州。一路之上，李治朝夕不离左右，尽心侍奉父亲。彼时太宗连年征战，积劳成疾，身上生了一颗大毒疮，疼痛难忍，坐卧不宁。太医多方诊治，却收效甚微，毒疮脓血淤积，痛苦不堪。
    李治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不顾帝王至尊之体，也不嫌脓血污秽，亲自俯下身，用口为太宗吸吮毒疮中的脓血，清理疮口；太宗乘车辇出行时，他也不乘车马，执意亲自扶着车辇，一路步行随侍，连日不休，悉心照料，极尽孝道。
    这份发自肺腑、毫无作伪的至纯至孝，不仅让太宗倍感欣慰，更让随行朝臣、天下百姓，无不感念太子的仁孝德行。李治也凭借这份宽厚仁孝、恭敬谨慎的品性，彻底坐稳了太子之位，一步步走近大唐的权力巅峰，为日后登基继位、执掌天下，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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