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1章 汉桓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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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熹二年（159年）八月壬午日，刘志论功行赏，先册立深得自己宠爱的邓猛女为皇后，以彰其功，又封邓猛女的母亲宣为长安君，赐厚赏。延熹四年（161年），刘志又追赠邓猛女的父亲邓香为车骑将军，赐安阳侯印绶，以王侯之礼厚葬；又加封邓猛女的母亲宣与侄子邓康为大县侯，宣为昆阳君，邓康为沘阳侯，赏赐的金银珠宝、田产宅邸，数以万计，荣宠至极。不仅如此，刘志还封邓康的弟弟邓统袭封昆阳侯，官居侍中，入值宫中，随侍左右；封邓统的从兄邓会袭封安阳侯，任虎贲中郎将，统领禁军；封邓统的弟弟邓秉为淯阳侯，邓氏一族的子弟，皆被安插在朝堂与宫中的重要职位上，列校、郎将等职，随处可见邓氏宗亲的身影，邓氏一族，就此取代梁氏，成为新的外戚势力，荣宠一时无两。
    在册封邓氏一族之后，刘志又下诏，赏赐诛杀梁冀的有功之臣，其中，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功劳最大，刘志将五人皆封为县侯，单超为新丰侯，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世人谓之“五侯”，五人皆获厚赏，手握重权，成为朝堂之上新的权力核心；此外，尚书令尹勋等七位朝中大臣，也因参与诛杀梁冀的谋划，被封为亭侯，各有封赏。
    然而，刘志在铲除梁氏集团后，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对邓氏外戚与宦官“五侯”的封赏过重，导致外戚与宦官势力再次膨胀，朝堂之上，又现新的专权之势。白马令李云，素有忠直之名，见刘志如此行事，心中忧虑，当即上书直言，斥责刘志“封爵过滥，宠幸外戚与宦官，不顾朝纲礼法”，更是直言，刘志的所作所为，乃是“帝欲不谛”之举，意为皇帝想要失去天下，言辞极为激烈。刘志看完李云的奏折后，勃然大怒，认为李云以下犯上，目无君上，竟敢公然指责自己，当即下令，让中常侍管霸将李云逮捕入狱，严加审讯。
    司徒掾杜众，与李云交好，深知李云的忠心，见李云因直言进谏而被下狱，心中伤感不已，当即上书刘志，愿与李云同生共死，为其鸣冤。刘志见杜众竟敢公然附和李云，更加愤怒，下令将杜众也逮捕入狱，与李云一同治罪。朝中大臣，太尉陈蕃、太常杨秉等，皆为忠直之臣，见刘志因一言而治罪两位忠臣，心中不平，纷纷上书，为李云、杜众求情，称二人“忠心耿耿，直言进谏，乃是为汉室江山着想，罪不至死”。可此时的刘志，早已被怒火冲昏头脑，又因忌惮邓氏与宦官的势力，不愿听取大臣的劝谏，当即下令，将陈蕃、杨秉等求情的大臣全部罢官，削职归田，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为李云、杜众求情。
    中常侍管霸见狱中李云、杜众二人受尽折磨，心中略有不忍，也深知二人并无大罪，只是言辞过激，便向刘志进言，道：“李云不过是野泽之中的一介愚儒，见识浅薄，因一时狂戆，才口出狂言，并非有意欺君罔上，陛下不必过于动怒，可赦免其罪，以彰显陛下的仁厚。”刘志听罢，勃然大怒，厉声呵斥管霸道：“他竟敢说朕‘帝欲不谛’，这是什么话？这是公然诅咒朕，诅咒汉室江山！如此大逆不道之语，岂是一句狂戆便可搪塞的？常侍竟敢为他求情，莫非你也与他同谋？”管霸见刘志心意已决，不敢再言，只得退下。不久之后，李云、杜众二人便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成为了刘志专权路上的牺牲品。
    自此之后，汉桓帝刘志彻底沉迷于声色犬马，宠信外戚与宦官，朝堂之上，宦官“五侯”专权，邓氏外戚跋
    延熹五年（162年），东汉朝堂的权力天平，自梁氏外戚覆灭后，再度向宦官集团倾斜。昔日助刘志诛灭梁冀的“五侯”——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因功获封县侯，手握重权，自此便肆无忌惮地扩张势力，将朝堂上下搅得乌烟瘴气。五侯及其党羽借帝王宠信，肆意任用亲族子弟为官，上至州郡牧守，下至乡亭小吏，皆有宦官爪牙的身影，其势力遍布天下州郡。这些宦官党羽无一人秉持为官之道，个个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在地方上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在朝堂上结党营私、排挤忠良，一时之间，“竞为贪淫，朝野嗟怨”，民间百姓苦不堪言，朝中忠直之臣亦敢怒而不敢言，整个东汉王朝都笼罩在宦官专权的阴霾之下。
    眼见宦官势力坐大，朝纲日渐败坏，太尉杨秉与司空周景忧心忡忡，二人皆是朝中砥柱，素来刚正不阿，不愿坐视汉室江山被宦官糟蹋。二人几经商议，联名向汉桓帝刘志上书进谏，直言宦官专权之害：“昔阳嘉年间，先帝曾定旧典，明令宦官子弟不得居位秉势，此典乃约束宦竖、保全朝纲之良策。今宦者亲族布列朝野，贪残肆虐，民怨沸腾，愿陛下遵先帝旧典，罢退宦官所任贪婪凶残之辈，整饬吏治，以平息民愤，重振朝纲。”奏折字字恳切，句句切中时弊，刘志此时虽宠信宦官，却也深知宦官专权已引发朝野不满，若再纵容，恐生祸乱，且杨、周二人力主此事，朝中诸多大臣皆同声附和，刘志权衡利弊之下，最终采纳了二人的建议。
    随后，太尉杨秉奉旨彻查宦官党羽，经细致核查，列出五十余名罪证确凿的宦官亲族与党羽名单，上奏刘志。刘志依奏下旨，对这批人严加惩处，或就地处死，或罢官削爵，无一姑息。此次整饬，直击宦官集团的要害，那些横行霸道的宦官党羽一夜之间或身首异处，或丢官罢职，朝堂之上为之一清，地方吏治也稍有整肃，“天下莫不肃然”，一度膨胀的宦官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得到了极大的削弱，朝野上下的不满情绪也暂时得到平息。
    延熹八年（165年），刘志见“五侯”虽经杨秉整饬，仍有残余势力暗中作祟，且其昔日恃功骄纵的行径仍让刘志心存忌惮，便决意进一步清理“五侯”势力，彻底根除这一朝堂隐患。此时司隶校尉韩演素有刚正之名，见左悺、具瑗等人仍不知收敛，便率先发难，上书弹劾中常侍左悺恃权骄奢、贪赃枉法、构陷忠良等多项重罪。刘志早已欲除之而后快，见韩演奏折呈上，当即下旨彻查，左悺见大势已去，恐遭严刑拷打，畏罪自杀。
    左悺伏诛后，韩演乘胜追击，又上奏弹劾中常侍具瑗之兄具恭，称其依仗弟弟的权势，在任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罪不容诛。刘志顺势下令，将具瑗押入廷尉府问罪，具瑗深知自己难逃其咎，只得主动前往廷尉府谢罪，上交东武侯印绶，乞求刘志从轻发落。刘志见其服软，虽未取其性命，却也削去其侯位，将其贬为都乡侯，逐出洛阳。左悺、具瑗的倒台，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昔日风光无限的“五侯”其余三人——单超、徐璜、唐衡，虽早已病逝，但其宗族子弟皆受牵连，被刘志一一贬斥，其所有封地也被悉数没收，归还给朝廷。至此，盛极一时的“五侯”专权时代彻底终结，刘志凭借此举，再次收回部分朝权，朝堂局势一时趋于稳定。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员借宗族、姻亲关系结党营私，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中央统治，刘志在清理“五侯”的同年，颁布实施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官员任官回避制度——三互法。三互法明确规定，官员任职需回避本籍、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交互为官，此举从制度层面遏制了地方势力的勾结，对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整饬地方吏治有着重要意义，成为后世历代王朝官员回避制度的雏形。只是彼时东汉吏治已积重难返，三互法虽立意良好，却因执行不力，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官员结党营私的现状。
    朝堂之上的权力纷争尚未平息，后宫之中的风波已然再起。自邓猛女被册立为皇后以来，依仗着刘志的宠爱与邓氏一族的势力，日渐骄横霸道，目中无人，早已失却了初时的温婉。她身居后位，却无皇后的容人之量，见刘志身边尚有其他宠妃，便心生嫉妒，与刘志宠爱的郭贵人等人结下仇怨，双方在后宫之中相互谗毁、彼此攻讦，各自拉拢宫人，形成派系，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刘志起初念及旧情，又碍于邓氏势力，对邓猛女的所作所为一再容忍，可邓猛女却得寸进尺，愈发肆无忌惮，甚至在后宫之中酗酒撒泼，动辄对宫人拳打脚踢，行凶作恶，全然不顾后宫体统。
    延熹八年（165年）二月，邓猛女再次在后宫酗酒行凶，闹得满城风雨，刘志忍无可忍，长久以来的纵容终于化为怒火，当即下旨，将邓猛女废黜皇后之位，打入暴室。暴室乃后宫之中关押有罪宫妃、宫人之地，环境恶劣，邓猛女从高高在上的皇后沦为阶下囚，心中悔恨交加，却已无力回天，最终在暴室之中被迫自杀。邓猛女死后，刘志余怒未消，认为邓氏一族纵容其恶行，下令将其家属悉数诛杀，昔日风光无限的邓氏外戚集团，如同梁氏、五侯一般，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刘志的后宫，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真空。
    邓猛女死后，刘志欲立自己最为宠爱的采女田圣为皇后，以填补后位空缺。田圣容貌绝美，善解人意，深得刘志欢心，可其出身低微，不过是一介民间女子，入宫后仅为采女，毫无家世背景可言。刘志此念一出，当即遭到朝中大臣的集体反对，群臣皆认为，皇后乃国之母仪，需出身名门望族，有德有容，方可母仪天下，田圣出身低微，难当此任。司隶校尉应奉率先上书进谏，引用西汉赵飞燕姐妹出身低微，得宠后祸乱后宫、灭绝皇嗣的前车之鉴，直言“田氏微贱，恐蹈赵后之覆辙，误国误民”，恳请刘志收回成命。太尉陈蕃也极力反对，他认为田圣不仅出身卑微，且无贤德之名，不足以担当皇后之位，同时向刘志提议，册立出身扶风窦氏世家的贵人窦妙为皇后。窦妙乃大将军窦武之女，窦氏一族为汉室名门，世代忠良，窦妙本人也端庄贤淑，有大家闺秀之风，立其为后，既合礼法，又能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稳定朝堂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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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蕃素来刚正，在朝中威望极高，为了立后之事，他与刘志据理力争，不肯丝毫让步，朝中诸多大臣也纷纷附和陈蕃，支持册立窦妙为后。刘志虽心有不甘，想要立田圣为后，却抵不过群臣的集体反对，且他也深知，窦氏世家势力庞大，若执意立田圣，恐引发世家大族的不满，动摇朝堂稳定。无奈之下，刘志只得放弃立田圣为后的想法，于延熹八年（165年）冬十月辛巳日，正式册立窦妙为皇后。窦妙虽如愿登上后位，成为汉室皇后，却始终未能得到刘志的真心宠爱，刘志心中依旧偏爱田圣等采女，窦妙身居后位，却形同虚设，守着偌大的后宫，过着孤苦冷清的日子，心中积怨渐生，为日后的后宫变故埋下了伏笔。
    “五侯”势力虽被彻底清算，但刘志并未吸取教训，依旧对宦官宠信有加，认为宦官无世家背景，易于掌控，是制衡世家大族的最佳力量。于是在“五侯”倒台后，刘志又提拔任用了新一批宦官，管霸、苏康、侯览、曹节、王甫等人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宦官集团核心。这批新宦官较之“五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深知刘志的心思，一味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博取刘志的欢心，同时暗中结党营私，排挤陷害朝中忠良之臣，朝堂之上再次陷入宦官专权的黑暗之中。
    此时宦官集团以中常侍苏康、管霸二人为首，二人沆瀣一气，权倾朝野，但凡不依附于他们的大臣，皆遭其陷害。大司农刘祐因拒绝为苏康、管霸谋取私利，被二人诬陷贪污，罢官削爵；廷尉冯绲因秉公断案，得罪了宦官党羽，被罗织罪名，流放远地；河南尹李膺素来疾恶如仇，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多次严惩宦官党羽，成为苏康、管霸的眼中钉，被二人诬陷谋反，革职查办。一众忠良之臣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或被治罪，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宦官势力再次气焰嚣张。
    延熹九年（166年），地方官员对宦官集团的积怨终于爆发，南阳太守成瑨、汝南太守刘质、山阳太守翟超，皆是刚正不阿之辈，早已看不惯宦官党羽在地方上的横行霸道，纷纷采取行动，惩治宦官爪牙。南阳太守成瑨逮捕了宦官党羽张汎及其宗族亲信，张汎素来依仗宦官势力，在南阳郡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民怨极大。恰逢此时朝廷下达赦令，赦免天下罪犯，成瑨却不顾赦令，认为张汎罪大恶极，法外无恩，将其及其宗族亲信悉数强行诛杀，而后才将此事上奏朝廷。无独有偶，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赵津乃宦官集团的爪牙，在汝南郡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刘质同样不顾朝廷赦令，将赵津严刑拷打至死，随后才上报朝廷。山阳太守翟超则直接没收了中常侍侯览在山阳郡的所有财产，侯览身为刘志宠信的宦官，在山阳郡广置田产、修建宅邸，侵占百姓土地，翟超此举，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公然反抗。
    地方太守公然违抗朝廷赦令，惩治宦官党羽，此事很快传到洛阳，宦官们纷纷跑到刘志面前哭诉申诉，侯览、苏康、管霸等人更是添油加醋，指责成瑨、刘质、翟超目无君上、擅自行刑。同时，张汎的妻子也在宦官的鼓动下，向刘志上书诉讼，请求为夫报仇。刘志听闻此事后，龙颜大怒，在他看来，成瑨、刘质、翟超身为地方太守，竟敢公然违抗中央赦令，擅自诛杀罪犯，这不仅是对宦官的挑衅，更是对中央权威的公然对抗，若不加以严惩，日后地方官员必将纷纷效仿，中央集权将荡然无存。刘志全然不顾三人惩治的是罪大恶极的宦官党羽，也无视民间百姓对三人的赞誉，当即下旨，将南阳太守成瑨、汝南太守刘质二人逮捕入京，按律处斩，山阳太守翟超则被罢官削爵，流放边疆。三位忠良太守因惩治宦官而落得如此下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忠直之臣皆心寒不已，宦官集团则更加肆无忌惮。
    就在此时，一场影响深远的“党人之议”在朝野之间兴起，最初发源于甘陵郡的南北两部，甘陵郡名士郭泰、夏馥等人，因抨击宦官专权、褒扬忠良之臣，形成了南北两派，相互呼应，随后这股清议之风逐渐传入洛阳太学，在太学生中迅速蔓延。彼时洛阳太学有三万多名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皆是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之人，对宦官专权、朝纲败坏的现状极为不满，以郭林宗、贾伟节二人为首，纷纷加入清议之列。他们与朝中的李膺、陈蕃、王畅等忠直大臣相互呼应，彼此褒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直言进谏，史称“太学清议”。一时间，太学成为了反宦官专权的舆论中心，“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的赞誉传遍洛阳，甚至远播天下。此外，渤海公族进阶、扶风人魏齐卿等名士，也纷纷加入清议，他们不畏豪强，敢于直言抨击宦官与奸佞之臣，其言论影响甚大。自公卿大臣以下，但凡有贪赃枉法、依附宦官之举者，无不畏惧他们的贬议，纷纷主动登门结纳，唯恐被其列入奸佞之列，身败名裂。
    太学清议的兴起，让宦官集团深感忌惮，他们视李膺、陈蕃等大臣及太学生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一场针对“党人”的阴谋悄然酝酿。河内人张成，素来与宦官交往密切，倚仗宦官势力横行乡里，此人擅长占卜之术，能预知祸福。他通过宦官得知，朝廷即将下达大赦令，便心生歹念，故意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行凶，妄图借赦令逃脱惩罚。河南尹李膺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当即下令逮捕张成及其子。不久之后，朝廷的赦令果然下达，张成自以为有恃无恐，公然叫嚣，李膺见其如此嚣张，更加气愤，他认为张成故意指使儿子杀人，且倚仗宦官与占卜之术藐视国法，罪加一等，遂不顾赦令，将张成及其子逮捕处死，以示国法。
    李膺此举，彻底激怒了宦官集团，张成的弟子牢修，在宦官的指使与教唆下，向刘志上书诬告，称李膺等人蓄养太学生和四方游士，交结天下各郡的生员，相互标榜、结朋为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意图谋反。奏折之中，字字句句皆直指李膺等人结党营私，危害朝廷，恰好戳中了刘志心中的忌讳。刘志素来忌惮大臣结党，唯恐其威胁自己的皇权，加之长期被宦官蒙蔽，早已对李膺、陈蕃等清议大臣心生不满，见牢修的诬告奏折后，当即勃然大怒，下令全国通缉，逮捕李膺、陈寔等两百余名被指为“党人”的大臣与名士。一时间，全国上下风声鹤唳，许多党人闻风而逃，刘志便下旨悬金购赏，捉拿逃犯，朝廷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所到之处，人心惶惶，这便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开端。
    太尉陈蕃见刘志听信谗言，大肆逮捕忠良之臣，心中悲愤不已，当即上书极谏，为李膺等党人辩解，称“李膺等人皆为忠良之臣，心怀天下，并无结党谋反之事，牢修所言，皆为诬告，愿陛下明察秋毫，释放诸人，诛杀奸佞，以安天下”。陈蕃的奏折言辞激烈，直指刘志听信谗言、是非不分，刘志本就怒火中烧，见陈蕃如此直言进谏，更是恼羞成怒，加之宦官在一旁不断煽风点火，刘志便假托陈蕃举荐的官员不称职为由，下令将陈蕃策免，罢官归田。朝中失去了陈蕃这一砥柱，再也无人敢为党人求情，李膺等两百余名党人皆被逮捕入狱，受尽折磨。
    永*康元年（167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皇后窦妙之父）见党人蒙冤，朝堂上下一片黑暗，心中不忍，二人联名上表，为李膺等党人求情。窦武身为国丈，在朝中颇有威望，其奏折言辞恳切，既为党人辩解，又委婉劝谏刘志不可轻信谗言、残害忠良。此时刘志的怒气也稍稍缓解，加之考虑到若将两百余名党人悉数处死，恐引发朝野更大的动荡，甚至激起民变，便顺势下旨，释放李膺等党人回家，却并未为其平反昭雪，反而下令对所有党人实施终生禁锢，禁止其入朝为官，同时将所有党人的名字记录在案，列入“党籍”，永世不得录用。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学清议，最终以党人的失败而告终，两百余名忠良之臣或被禁锢，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朝堂之上再无敢与宦官集团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
    永*康元年（167年）冬，汉桓帝刘志因长期沉迷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加之多年来朝堂纷争不断，心力交瘁，一病不起，缠绵病榻，药石罔效。自知大限将至的刘志，心中依旧念念不忘自己的宠妃田圣，在病榻之上下旨，将田圣等九位自己最为宠爱的嫔妃，从采女一律晋升至贵人之位。在东汉的后宫制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