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史家巨匠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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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7章史家巨匠司马迁(第1/2页)
    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黄河之水奔腾咆哮，撞击着龙门山的峭壁，激起千层雪浪。在这雄奇险峻的龙门山下，一个小康之家迎来了新生命——司马迁。
    龙门自古便是天下奇观，传说中“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在此流传千年。司马迁的家乡，便坐落在这黄河之畔的龙门古镇。其父司马谈，时任太史令，学识渊博，深谙天文历法、历史典籍；其母虽史无详名，却也是知书达理的女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司马迁自幼便浸润在文化的滋养里。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是一位颇具远见的乡绅。汉文帝时期，朝廷推行“入粟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鼓励百姓向边疆输送粮食以换取爵位。司马喜审时度势，毅然拿出家中四千石粟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这一决策，不仅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更让全家从此免除了繁重的徭役，为司马迁日后专心求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悉心指导下开启了启蒙教育。司马谈对儿子寄予厚望，亲自教授他识字读书，从《仓颉篇》《爰历篇》等识字课本，到《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司马迁天赋异禀，又勤奋刻苦，十岁时便已能熟练阅读并背诵《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古文典籍，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和记忆力。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司马谈奉诏入京，担任太史令一职，负责掌管天文历法、编纂史书。而年仅五岁的司马迁，则留在了龙门老家，由母亲和祖父照料。
    在龙门的岁月里，司马迁并未因父亲不在身边而荒废学业。他一边跟随乡中先生继续研读经书，一边亲身参与田间劳作和放牧活动。清晨，他迎着朝阳诵读诗书；午后，他牵着牛羊漫步在黄河岸边，聆听河水奔腾的声音，感受着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傍晚，他在油灯下整理日间所学，思考书中的道理。这种耕读结合的生活，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让他深入了解了民间疾苦和社会现实，为他日后撰写《史记》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
    随着年龄的增长，司马迁的学识日益渊博，但他深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道理。在父亲司马谈的鼓励和支持下，司马迁决定离开家乡，遍访名山大川，搜集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二十岁的司马迁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求知欲，从京师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游学之旅。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东到会稽，西至敦煌，南达九疑，北抵长城。
    在游学途中，司马迁每到一处，都认真考察当地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并积极向当地的老人、学者请教，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他在汨罗江边凭吊屈原，感受着这位伟大诗人的爱国情怀和悲愤心情；他在曲阜拜谒孔庙，瞻仰孔子的遗像，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在彭城探访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仿佛看到了当年刘邦、项羽争霸天下的激烈场面。
    这次游学之旅，不仅让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更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收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成为他日后撰写《史记》的重要素材。
    游学归来后，司马迁回到了父亲身边。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见识独到的青年才俊。在父亲的引荐下，司马迁得以仕为郎中，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却有机会跟随皇帝出行，参与国家大事。在担任郎中期间，司马迁尽职尽责，深得汉武帝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巡幸各地，游览名山大川，了解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这些经历，让他对汉朝的统治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为他日后撰写《史记》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对西南夷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驰义侯何遗受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定了南夷。夜郎国见状，惊恐不已，主动请求入朝称臣。随后，汉军又诛杀了邛君、笮侯，冉駹等部落也纷纷请求臣服，并愿意接受汉朝的管辖。
    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汉武帝决定在西南夷设置郡县。此时，司马迁正跟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他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被任命为使者，出使西南地区，负责筹划新郡的建设工作。
    司马迁接到命令后，立即启程前往西南。他不辞辛劳，深入西南各地，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等，并与当地的部落首领进行谈判，说服他们接受汉朝的统治。在他的努力下，汉朝最终在西南夷设置了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管辖和开发。
    完成任务后，司马迁又奉命抚定了邛、莋、昆明等地区，于第二年回到长安，向汉武帝复命。这次出使西南，不仅让司马迁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更让他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他日后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后，在泰山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封禅大典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象征着帝王的功德得到了天地的认可。
    司马谈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本应跟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参加大典。然而，他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未能继续前行。想到自己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却无法亲眼见证这一盛大的历史时刻，司马谈心中愤懑不已，病情也因此加重。
    此时，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正日夜兼程地赶往泰山，准备参加封禅大典。当他行至洛阳时，却得知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心急如焚，立即赶往父亲的住处。
    见到父亲时，司马谈已经奄奄一息。他拉着司马迁的手，眼中充满了遗憾和期望，对他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跪在父亲的床前，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不久之后，司马谈便与世长辞。父亲的临终嘱托，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司马迁的人生道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以实现父亲的愿望，也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后，司马迁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记》的编撰工作中，即使后来遭受了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鼎盛，文化繁荣，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长安作为帝国的都城，更是成为天下贤能之士的汇聚之地。司马迁因在长安任职，有幸结识了当时众多的学界泰斗和社会名流，这为他的学术成长和《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贤才中，贾谊之孙贾嘉继承了祖父的才华，精通儒家经典，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公孙季功（一说为公孙弘）学识渊博，深谙政治谋略，曾在汉武帝时期担任重要官职；樊哙之孙樊他广将门之后，不仅勇武过人，对汉初的历史典故也了如指掌；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等，也都是当时的才俊，各有所长。此外，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人，也与司马迁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交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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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这些贤能之士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和孔安国。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安国则是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且兼通今古文学，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
    司马迁曾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时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董仲舒对孔子《春秋》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影响。
    纵观《史记》，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这种思想成为《史记》反对暴政的思想基础。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暴君如夏桀、商纣、周厉王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对明君如商汤、周武王、汉文帝等则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认为，君主如果无道，人民就有权利推翻他，这正是公羊学“汤武革命”思想的体现。
    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在《史记》中，司马迁强调汉朝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那些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同时，他也赞扬了那些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等。
    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那些品德高尚、谦让有礼的人物进行了赞扬，如孔子、孟子等；而对那些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的人物则进行了批判，如赵高、李斯等。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评价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
    孔安国作为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且兼通今古文学。司马迁为了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曾多次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的问题。
    《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从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例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就引用了《古文尚书》中的内容来考证五帝的事迹。同时，孔安国的学术思想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教导司马迁要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和辨析，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撰写历史。
    司马迁对孔子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和六艺经传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他要效法孔子的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的内容，并且将孔子的思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标准。
    人们向来将“发愤著书”当作司马迁的创作宗旨。的确，《史记》奔涌激荡着司马迁的个人情感。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和痛苦。然而，正是这种坎坷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他从创作实践中更加体会到古人发愤著书的心情。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贤圣因遭受挫折而发愤著书的例子，说明苦难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写道：“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要撰写《史记》，不仅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更是为了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历史的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阐述了社会生活、个人经历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司马迁强调个体写作的决定因素，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源于生活，反映现实。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开魏晋文论自觉意识的先河，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它揭示了苦难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悲愤痛苦的情感往往使作者能够体会到生活与宇宙中最深刻的意蕴，这种建立在体验之上的思索，往往构成了作品情理交融的魅力，也是艺术特有的魅力。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够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因为它蕴含了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情感。
    再次，它揭示出创作的意义——社会意义与个人意义相统一。司马迁通过阐述古代圣人的写作动机，指出古代的圣贤所以发愤著书，“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认为，历史上许多文人的创作都是想“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就将文章写作的动力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不仅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使个人的生命意志得以延续。
    从东汉到明清两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被人们所关注和讨论。它既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优良传统。许多作家都以司马迁为榜样，在遭受挫折和苦难时，发愤著书，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特别关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秉承老子的治世思想，认为统治者就应该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让经济自然而然地发展。他指出，对待经济发展：“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好的方法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其次是加以引导，再次是进行教育，然后是进行整顿，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虽然有讽刺汉武帝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之嫌，但的的确确是极其高明的见解。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与民争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也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张顺应自然，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与现代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
    只可惜，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未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发展壮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必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不可能提出超越时代的经济理论。但是，就中华历史而言，他的经济思想已经是极其超前的了。
    就这方面而言，司马迁是倾向于道家的。他也曾说他父亲司马谈最终研习了道家学说，可见，他也必然深受其影响。若按班固对道家的评价来划分，司马迁完全可以被划入道家之列。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这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治世理念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多元化的，他融汇了儒家、道家等多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他的“发愤著书”说和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展现了司马迁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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