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三年前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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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章三年前的字条(第1/2页)
    失踪人口库筛出来十七个。
    条件一层层往下压：年龄段，筛掉八个。身高，筛掉四个。剩五个。
    牙科特征成了关键。五个人的家属挨个联系，问牙。
    这种电话最难打。
    不能说找到了骨头，只能说”核实失踪人员信息”。可失踪者家属的耳朵，比谁都尖。
    第一个电话，对方是失踪女子的丈夫，一听”核实信息”，声音当场就变了：“是不是找着人了？活的死的？！你告诉我活的死的！”
    民警安抚了二十分钟。
    第二个电话，是个哥哥，冷冷地回：“别找了，我妹跟人跑东南亚了，去年还托人捎过话。”信息登记，排除。
    第三个电话，打给王桂香。
    “喂？”老太太的声音，接得飞快，像是手机从来不离身。
    “您好，我们是城南分局，想跟您核实一下阮丽萍的一些信息——”
    “哎！哎，你说，你说！”那头传来东西碰倒的声音，老太太的声音又急又抖，“我记着呢，我闺女的事我全记着，你问！”
    “她的牙齿，有没有做过——”
    “做过！”不等问完，答案就冲了出来，“右边上头，烤瓷的！四年前做的，花了一千六！做完她还笑话自己，说这颗牙比脸金贵！”
    打电话的民警握着话筒，半天没能说出下一句。
    一个母亲，把女儿一颗牙的价钱，记了四年。
    他缓了缓，才把最后一个问题问完：“她小时候，左胳膊……”
    问完这个电话，民警在走廊上站了五分钟才回的工位。组里没人催他。
    这种电话，谁打谁知道。
    问到第三个，对上了。
    阮丽萍，失踪时三十一岁，美容院技师。她母亲在电话里说，闺女右边上牙做过一颗烤瓷的，“做完还笑话自己，说这颗牙比脸金贵”。
    再问：小时候左胳膊断过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民警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是一个老年女性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十岁那年，爬树摔的……你们，你们是不是找着我们萍萍了？”
    上门采血样，去的是女刑警和苏晓棠。
    王桂香早早等在楼下，见着人，第一句话是：“要血是吧？抽，随便抽。”
    袖子挽起来，胳膊伸得笔直。老太太的胳膊瘦得只剩一层皮，血管细，苏晓棠找了两回才找准。
    “疼您说一声。”
    “不疼。”王桂香看着针管，眼睛一眨不眨，“闺女，你实话跟我说，比这个血，是不是就能知道，那是不是我们萍萍？”
    “是。”
    “多久？”
    “加急的话，明天。”
    老太太点点头，忽然说：“那你们多抽点。”
    “啊？”
    “多抽点，”她说，“抽得多，是不是就比得准？别到时候差一口血，认错了人。”
    苏晓棠低着头封检材，不敢让老太太看见自己的眼睛。
    DNA比对连夜做。骨骼提取的检材和母亲血样，第二天出结果：支持亲缘关系。
    尸源，确认。
    三年前的失踪报案卷宗，从档案室调了出来。卷宗很薄，薄得刺眼。
    报案人：母亲王桂香。报案时间：三年前的四月十七日。
    处理结果：经调查，阮丽萍系自行离家，不予立案。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1章三年前的字条(第2/2页)
    依据主要有两条。第一，阮丽萍失踪前和母亲吵过架，起因是母亲反对她当时处的对象。第二——
    一张字条。
    字条是失踪三天后，“寄”回家里的。没有寄件地址，市内邮戳。上面就两行字：
    “妈，我跟他走了，别找我。过几年我想通了自然回来。”
    字迹经当年初步辨认，“与阮丽萍笔迹基本相符”。
    案子就停在了这两行字上。
    当年经办这起失踪报案的老民警，姓宋，已经调去看守所了。人被请回来协助回忆情况，五十多岁的人，进会议室的时候，背有点弯。
    “卷是我办的。”老宋没绕弯子，“当年的情况：成年人，有出走诱因，有亲笔字条，按规定……不够立案条件。”
    “字条送鉴定了吗？”
    “送了初检。”老宋从包里掏出自己当年的工作笔记，纸都黄了，“结论是’基本相符’。我多问过一句，能不能做详细鉴定。上头说，警力紧张，成年人出走，字条初检相符，到此为止。”
    他把笔记推到桌子中间，翻开夹着纸条的那页。
    那页边角上，有一行他当年用铅笔写的小字，字很轻，像是不确定该不该写：
    “其母坚称’妈’字笔迹有异。存疑。”
    “我信了一半。”老宋声音哑了，“就是这一半，没顶用。”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老宋站起来，冲着一屋子后辈，深深弯了下腰：
    “这案子要真翻过来，替我，给老太太赔个不是。”
    郑海峰起身把老宋送到门口，只说了一句：“不是你一个人的账。”
    会议室里，郑海峰把这页复印件看了三遍，脸色一点比一点难看。
    “人都埋土里了，字条从哪儿寄出来的？”
    没人接话。答案明摆着：寄字条的，就是埋人的。
    “她母亲当年信了吗？”温则鸣问。
    调卷的民警翻着记录，声音低下去：“没信。卷宗里夹着她的材料——三年里，她跑了派出所十一次，分局四次，信访两次。每回的说法都一样：”
    “‘我闺女再气我，生日那天也会给我打电话。她三年没打了。’”
    “最后一次来是去年冬天。接待记录上写着，工作人员劝她接受现实，她坐了一下午，走了。之后没再来过。”
    会议室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一个母亲，用十七次奔走，对抗一张两行字的字条。对抗了三年。
    输了三年。
    “字条原件还在不在？”温则鸣忽然问。
    “在，卷宗物证袋里。”
    “送笔迹重新鉴定。找阮丽萍生前的字，越多越好——美容院的登记本、她写的便签、手机里的手写记录，都要。”
    温则鸣站起来，一字一句：
    “三年前，是这张纸把案子摁下去的。”
    “三年后，从它身上翻回来。”
    文检室当天下午收样。
    阮丽萍生前的字迹样本，凑了四十多份：美容院的客户登记、请假条、她给闺蜜发过的手写照片，连她中学时的作业本，王桂香都完完整整留着，一摞，用布包着。
    “这些年搬了两回家。”老太太把布包递过来的时候说，“她的东西，一张纸我都没扔。”
    “我总觉得，留着这些，闺女就还有个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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